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做人需要做人的原则和技巧,为官也是一样,为官也须有为官的原则与技巧,以求全事保身。为官须做到公正廉洁,须爱护民众,这是前面已经阐述了的洪应明所论及的为官原则。此外,“畏小民”
与“畏大人”
,也是洪应明所论及的另一条为官原则。国人有传统的敬畏之心。如《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无知故无畏,从而在境界中造成本质上的差异。
而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对于“小民”
般的百姓民众,也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招来豪强蛮横的骂名;为官者对于“大人”
今天所说的“上级”
,应该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产生放任恣欲的意识。
这是一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对此,可举例来说明。
唐太宗与魏征是一对千古名君名臣,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触犯龙颜,敢于不顾一-切地极言直谏。但是,魏征并不鲁莽,他有他的准则。魏征向唐太宗说自己可以做个良臣,却不能做个忠臣。唐太宗不解,魏征就说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谓的“良臣”
,流传千古,能辅助君王得到美誉,同时,他的家族也能兴旺自己的名字或许不易,子子孙孙可以繁衍。所谓的“忠臣”
,碰上--个无道的君王,则有随时被诛杀的可能,在国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
之类的美誉。可见“忠臣”
和“良臣”
差别之大。
这番既在理,又包含着称誉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也表达了魏征的敬畏。因此,魏征的直谏,并非胡意乱来,他讲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应。这-点,唐太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曾对别人说:“人们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见到他的妩媚。”
(即《龙文鞭影》所说的“魏征妩媚”
)由此,可见居官者“畏大人”
的必要。
还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劝谏之言,说明“畏小民”
的必要。魏征多次劝唐太宗要切实地以隋朝亡国作为治国之鉴。为此,他将君王比喻为舟,将民众比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强调君王要爱护民众,要轻徭薄赋,使民众真正得到休养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身为一国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否则,用强取豪夺的手段把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只会促令民众揭竿而起,加快整个王朝的倾覆,也会招致千古骂名,遭历史唾弃。
唐太宗很是虚心接受关于君王要敬畏民众的谏言,并落实在励精图治的施政措施中,从而开出了“贞观之治”
的一代盛世。历史上,必须敬畏民众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汉初期的思想家贾谊所言:“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
一一民众是最大的族类,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民众是千秋万代延续的根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众也就是一切为君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对象。
这些思想在思考与表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方面,虽然不足以跟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信奉的民本理论相比拟,但其中的合理认识,确实包含着真理。为官的根本在于坚持原则,廉与公、爱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否则,就会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毁坏了民众的事业,传统文化用了一个字:“方”
,以形象地比喻这种必须坚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则性。
洪应明尤其强调:为人为官者在“治世”
,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时代,应坚持原则性(所谓“处治世宜方”
),否则,谁缺乏了这种原则性,缺乏真切诚恳的心思,谁也就无异于乞丐,所作所为皆是虚浮。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洪应明还强调“圆”
,也就是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谁为人处世倘如像个木头人,缺少应有的委婉、灵活、变通、机智和情趣,那他就易处处碰壁。从古今纵横来看,那些能建奇功、成伟业的成功者,多是虚心婉转、善于灵活变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机会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定是愚顽固执之人。
对此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篇幅却不允许,于是,此处仅仅提楚汉相争的双方统帅一项羽与刘邦。
刘邦可谓虚心而又善于变通之士,他的磨下,能拥有诸如韩信、张良、萧何等一批当时的良将贤相,并直接依靠他们及他们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时地利,虽屡经挫折,历经磨难,终踏上坦途,然后--统天下。再观项羽,却一味只会逞匹夫之勇,表妇人之仁,不听良言,一意孤行,冥顽不灵,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仅有的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谋略出众的范增,最终也免不了被气走气死,终使曾经实力雄厚、横扫天下的楚军,变成了一样草木皆兵的乌合之众,项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边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