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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关于傻批上司谋杀计划这件事霸总似乎玩儿真的（第5页）

现在的语气只能表明，她让你提交过的那些选题和策划案，无论是被她否了的，还是没否的，全部都在她拿到之后的1o分钟到24小时内，出现在了RJ集团旗下kou-staR传媒公司，Ip策划部门经理的桌面上。”

杜宇轻声道：“这些选题和策划案，有很大一部分被kou-staR传媒直接采用，或者高价打包，卖给他们在日本、东南亚的其他直系传媒公司。

另外一小部分，也就是你最擅长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非遗文化这类内容的选题和策划案，也都被他们有针对性地研究过了。

然后，要么用下三滥的手法，来搅黄你跟客户的合作；要么启动他们在微博上常年合作的营销号水军，指鹿为马，强行把这些解说成是南韩文化，试图从源头上，去毁掉你的选题和策划案——

不过你倒是不用担心，他们这套谁声音大谁就是有理的方法论，在南韩和欧美系社交媒体上确实很管用，但在中国完全吃不开。

现在这些上网的小朋友可不像我们当年，他们对媒体传播这套东西熟悉得很。这种营销套路对国内舆论而言，顶多幼儿园水准。”

“可是……”

赵月华无法接受，她摇着头，看向杜斐：

“为什么？她为什么……

她的薪水待遇几乎已经是整个公司里数得上前十了的啊！一年薪资怎么也得5o好几了！

而且，而且做为一个中国人，她……”

赵月华看着那些修改建议里附加着的、董如媚跟kou-staR传媒公司的人见面的照片，一时间难以接受：“她怎么能这么做？！她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吗？她怎么能为了钱，跟这种人合作？！”

“值得庆幸的是，她的能力确实太有限，而且这一行里她也确实没没无名，所以RJ应该也没有那么重视她。

她能做的，也只是在她那点职责范围之内，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压榨你们几个制作人和运营策划，然后把你们的劳动成果，拿去换钱吧！

但……”

杜斐轻轻地道：“就像你说的，即使她不是商业间谍，但她造成的损害是实实在在的，不管是对公司，还是其他大的层面。

所以，我没打算饶了她。

然而这事毕竟还牵连到了你们，如果我不管不顾直接追究她的责任，你跟你们组其他同事难免受牵连。所以，月华，接下来的计划，我需要你配合我。”

杜斐看着气得不轻的赵月华：

“为了摸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对接口，我必须在你们组里看着她，也需要你时时刻刻在我旁边，帮我看着她。

所以，今早开会的时候，我就借着你的事，给她跟程羽找了点麻烦。用理事的权利，先做了点人事结构上的小调整——

从今天开始起，我、程羽、还有刚刚升任你们内容事业部老大的汽车组组长蒋大成、内容事业部副经理白勇，再加上正在回来的胡宇萧，会启动蓝柏集团的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机制，1对1地负责你们内容事业部的五个小组工作。”

赵月华瞪大眼：“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杜总，只是对付一个连商业间谍都不是的董如媚，需要这么大阵势吗……”

也难怪她这么吃惊，毕竟蓝柏的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机制，可是全球商界都赫赫有名的！

……

其实也不怪赵月华这么吃惊，可以说，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这项制度，不仅是蓝柏集团企业内部资产自救的杀手锏之一，也是杜斐的高祖父，蓝柏任董事长杜澈明留给杜氏家族后人们，最宝贵的无形财富之一。

从1898年起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5o多年风风雨雨的蓝柏集团，之所以能一直坐镇亚洲商界，让那些把中国大6这块商业沃土视为肥肉，想啃上一口的欧美财阀们，根本找不到对中国实业下手的机会。除了清正的家风，和他们一直都比其他人走得更快一步的经营理念外。

更重要的，就是杜氏家族的先后五代最高管理者们，一直在不断创造出的各种先进管理模式。换句话说，杜家几代人，一直都在研究人与人性，人与社会群体的各种高效化学反应。

这其中，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制度就是之一。

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在蓝柏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只会出现在某些生死关头。例如，一旦集团出现了某个濒临破产的高负债子公司，或者是严重赤字的不良资产组织体。

那么在董事会讨论决议，一致通过，或者由1位拥有1票否决权的集团副总，及其以上级别的行政长官，示一封董事会公函。

就可以委任某位级别不低于一级分公司总裁的ceo，来担任这家高负债子公司、或者不良资产组织体的最高行政官，拥有处置这家高负债子公司，或者不良资产组织体所有人力、物力、财力等一切资源的权力。

不仅如此，这位ceo还可以从整个蓝柏集团里，除了董事长以及各位集团总个人团队，这种敏感部门以外的任何部门（包括对传统企业来说最敏感的财务部门），无条件、不受限地抽配出3到1o个，级别不低于departmentmanager（部门经理）的管理人员，由他们来组成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负责处理这家高负债子公司，或者不良资产组织体的全权事宜。

他们手里拥有的资源，就是整个蓝柏倾力给出的最高上限，也是完全不受限、不受审、不受约束的。

他们手里的权利也一样，在这家高负债子公司，或者不良资产组织体内，他们不仅可以决定整家公司上至经理，下至普通工作人员的去留与赔付事宜。

他们甚至可以用起小组投票的方式，票选决定这家被他们盯上的公司，是否需要申请破产，破产后有没有必要再次重组。

再说直白点，当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出现在一家公司时，它的生杀予夺，就被蓝柏高层全部交予这位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负责人的手上——

因为，就像身为蓝柏集团董事长的杜长勇，和他的独子、蓝柏集团高级总裁杜斐在董事会里，都拥有决定蓝柏集团生死权的一票否决权一样。最高行政管理小组里的这位最高行政长官，同样拥有对这家公司是否留存这一票选结果的一票否决权。

可以这么说，一百五十多年的蓝柏集团历史上，最高行政官管理小组出现的次数，甚至都还不到1o次。但每次它出现，都会像蓝柏自备的那把最锋利、最了解自己伤病处的手术刀、缝合针、输液器。用最快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解决最大的经营危机。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从它出现到现在，以拥有一票否决制的集团高级总裁亲自担任最高行政官起人，并担任小组负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