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冬天,这是自动乱以来,国家向好展的最好时期,社会也日趋稳定。
特别是那位中国未来的改革家主持工作以后,专门开会,严厉抨击了过去的错误,要求国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恢复和展上。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那些过去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生活要素,又开始逐渐地死灰复燃了。
姚远不可能把历史大事件都记住,他也是要看每天的报纸,听那个挂在村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早上起来每天广播新闻和报纸摘要,来判断国家已经走到了什么时期。
这时候,他就回忆起来,小翻领的列宁装加有机玻璃的扣子,应该成为了第一个复苏的女性时装款式。因为这种服装,姚远上小学的时候就穿过。那是穿他妈的。
那时候大家都穷,上学的男孩衣服烂的快,尤其是姚远这种喜欢打架,调皮捣蛋的孩子,衣服自然是不等有了新的,旧的就已经穿不得了。
没了衣裳穿,就只能穿她妈的,他爸的他穿着大。
穿女式服装,姚远虽然那时候还小,也觉得不好意思。可他四下里一看,像他这种情况的,有好几个呢,也就不在乎了。
当然了,这时代的男式服装,还是离不开军装和黑灰的中山装,没有太大变化。
他骑自行车去城里的商店,果然就看到了列宁装和零卖的有机玻璃扣子。于是回来以后,他就把这种服装样式画出来,让抗抗照着做样品。
这时候,他已经像抗抗一样,可以凭借服装的款式,自己去画裁剪图,不用再照着姚叔他妈那本裁剪书,比着葫芦画瓢了。
他大胆地对列宁装做了改进,加大了收腰,缩小了服装下摆,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就增加了曲线美,更加合身,穿在身上可以尽显女性身材了。
刘夏和邵玲这一般人,已经习惯了抗抗的无所不能。只要商店里有新的衣裳款式,抗抗就一定能做出来,而且抗抗做出来的,一定比商店里买的更合身,更漂亮。
于是,外面刚刚时兴列宁装,刘夏和邵玲就已经穿在身上了。
都是列宁装,外面有卖的,那肯定就是国家让穿了。抗抗做的只是更好看而已,并不违禁。这样的擦边球,也就只能是姚远可以想得到。
秋天的时候,抗抗就又忙碌起来了。
有姚远这个天机泄露大师在,抗抗的活是永远做不完的,收入也一天比一天在增加。
那台姚叔他妈留下的缝纫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加运转,故障率开始升高,仗着姚远的无所不能,换了不少零件,皮带更是不知换了多少条,还能勉强维持运转。
姚远就打算着,再给抗抗买个新的缝纫机。
再买缝纫机,就得买新式的,自带锁边机的那种了,而且,姚远还打算买两台。
小慧在这里,有两台缝纫机的话,抗抗和小慧就可以同时干活,剩下的裁剪和熨烫衣服,姚远一个人也就做了。姜姨有空的时候,也可以过来帮忙,那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抗抗当然是支持姚远的。两个人已经在一个屋子里生活,平日里沟通更多,她不免就接触姚远的前思想更多。效率,绩效比,利润最大化这些东西,她基本可以理解了。
这天晚上,吃着饭,姚远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姜姨说了。抗抗挣了钱都给姜姨,她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呀。
姜姨却不同意买缝纫机。
还没听说谁家换缝纫机的呢,那东西你会修,坏了修修又不是不能使。
姚远就和她解释,那台机子现在坏的频率太高,老是这么着修,一天大部分时间用在维修上,不能干活,多耽误事儿啊
姚远就和她算账“你看妈,缝纫机好好的,抗抗一天能做两件衣裳,挣五块钱。现在它总坏呀,老得修,耽误时间。这样抗抗就只能做一件衣裳,挣两块五了。这每月还得给小慧开工钱,一月就赚不了几块钱了。缝纫机一百五一台,抗抗每月多挣七八十块钱,俩月就把缝纫机钱挣回来了。你算算,哪个划算”
姜姨想想,还真就是这么个道理,就答应了。
可接着姜姨就又不干了,因为姚远不是要买一台,而是要买两台。
两台,加上锁边机,就得花三百多。没有工业卷,还得到黑市去淘换,这样算下来,两台缝纫机就得花将近三百五十块钱
“买一台新的,那台旧的继续使着。”
姜姨就下了决定。
这一回,姚远再怎么和她算账,姜姨都不听了。
有一台新的,旧的就不会用那么频繁,反正姚远会修,有时间修了,干吗非要换新的
抗抗就有些不高兴。钱都是她和姚远挣来的,花的时候自己反倒没权利做主。再说了,我们这是干正事儿,又不是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