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信州(今江西上饶)有矿场,当时采取了官民合办的方式经营开采。
具体做法是由官府提供冶炼设备,即炉灶,召募民间矿户开采,矿户生产的铜产品,必须卖给官府。这里,价格因素对生产起调节作用,官价的高低直接关联官府和矿户的利益,影响双方的经营行为。
北宋徽宗年间,铜的收购官价每斤25o钱,当时物价较贱,矿户见有利可图,采矿者达十余万人,昼夜开采,年产各种矿数千万斤(包括铜、铁、锡),其中炼成铜料有五百多万斤,占当时大宋全国四分之一,年铸铜钱一百多万缗(每缗一千个)。
时过几十年以后,到了南宋高宗绍兴12年(1142年),各种物品都涨了,人工物料也随之昂贵,唯独官定的铜产品收购价格仍然是每斤25o钱。矿户失利,弃矿而走,投入采矿者由原来的十多万人,减到不及4oo人,铜产量由原来的五百万多斤下降到只有8万多斤,官府收入也微乎其微。
宋朝廷还不甘心经营铜矿的失败,力图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恢复往日繁荣。绍兴13年(1143年),诏令大官僚耿延年疾躬亲前去办矿,他张榜告示,甚至派人深入田间地头动员民户开矿,宣传了两个月,也没有人响应号召,出备工本,情愿前来应募投入开采。下层官吏为应付上级差司,竟用诬胁强迫的办法,追捕有资力的民家,强其所难,结果,只是大为民殃,对开矿仍无济于事,信州铜矿因此破产。
秦卓说了这里沉声道:“信州铜矿前盛后衰,是因为官府对铜价没有及时调整,收购价偏低,矿户无利可图,采矿业也就无人问津而失去活力,最后导致矿产破产,官府也失去了相应的收入,甚至连这个矿都荒废了。“
”
我于十五前年拍下信州铜矿,每年只需五千贯租金,因为官府收购价低,所以我只安排了一千人在慢慢挖矿。“
秦卓每年安排一千人挖矿,每年要亏五千贯,没错,他是在亏本在维持矿场。
他多次向朝廷提议收购铜产品要涨价,朝廷无人问津。
赵与芮听的也是郁闷无比,只要朝廷涨点收购价,朝廷和民户都能得利,但因为与个人利益无关,事关官员无人关心此事,不但百姓没有收入,朝廷也荒废了一个好矿。
信州矿场即使到了后世,仍然号称国内第二大露天铜矿,可见藏量之丰富。
这件事明明对朝廷也有益,因为下面的官员不关心,而白白荒废,现在,如果有人直接向宋宁宗提这件事,并陈述利敝,皇帝多半会同意。
最后秦卓道:”
我计算过,官方收购价如果能涨到四百五十文一斤,信州矿场有机会重复盛时,最少可以安排五到十万矿工。“
“每年获利数十万到上百万贯。”
“矿场盛产铜铁锡,还能私铸铜钱,打造兵甲。”
”
沂王有钱有人,想练兵想办事,都可以。”
这秦卓真是胆大包天,越说越夸张,什么私铸铜铁,打造兵甲,就差鼓惑赵与芮造反。
”
可以,这件事,交给我来办。“赵与芮权权衡利弊,一口答应。
秦卓以为夺耻大辱,羞愤加交。
北伐是韩侘胄的梦想,不管他的出点是什么,秦卓是全力支持的。
因为他更是无数宋人的梦想。
赵与芮没他这么激动,这在秦卓看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才十五岁的少年。
赵与芮淡淡的道:“听说卓叔在大宋各地,甚至金蒙夏地,都有商铺和联络点?”
“以前都有,现在少了很多。”
秦卓无奈道,韩侘胄死后,他受到打压,家产损失巨大,卖了很多商铺,载减了很多人。
“全部重新建立起来,与芮要卓叔的商铺,遍布金蒙夏等地,收集各地资料,经济,商业,军事等都行,如果可以,还要学会绘画当地地图,特别要重要地形。”
果然要北伐,秦卓瞪着赵与芮,神情振奋。
赵与芮没想到他比朝中的官员都激动,大宋的官员们现在都不敢提军事,而秦卓这个商人,比大宋的官员都上心。
这人算不算真正的爱国商人?
“把咱们的台球和麻将推向各地,在全国各州县建分店,赚钱,疯狂赚钱。”
当天两人谈了很多,秦卓越听越心惊,感觉赵与芮比他想像中还要可怕,这让他信心更加的增大。
其间赵与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大量训练点家丁护院。
他一个魏王府,地方有限,训练的少年数量也有限,如果人多了,就难免显眼。
他以后就是想搞个玄武门什么,至少得有几百人吧,靠家里几十个少年哪够。
秦卓立刻向赵与芮提议,经营矿场。
为什么要经营矿场?
南宋因为矿业衰败,鼓励民间采炼,高宗开始,国内金银铁矿全部交给民户采炼,铜矿因为关系到铜钱生产,还有部份是官方在办。
开始金银矿官府抽二成,民户得八成,铜铁矿官府抽三成,民户得七成。
到史弥远杀死韩侘胄时,史弥远这家伙,主动把给金朝的岁币增加到三十万,每年还要再给金国“犒军银”
三百万两,一下子加大了银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