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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 韦公爷的升官神话（第2页）

推行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来，近年入黄泥沙已下降到年均3亿吨的水平。

再结合后世的大规模城市化，政策引导黄土高原上的农民进城落户，让黄土高原减少人类生产干扰，入黄泥沙还有可能大幅下降。

其实完全不缺黄土高原上生产的那点粮食和养的那些牛羊的。

下游悬河问题，韦宝大概记得过去数据是黄河年入海4oo多亿吨水，同时挟带12亿吨泥沙入海。

后来经过治理，用掉大量黄河水，年入海水量降到百亿吨上下，流量小了，挟沙效率下降，年入海泥沙只有1亿多吨。

通过小浪底水库人造洪峰调水调沙可以提高一点挟沙效率，但远远不够治理悬河危机。

多出的泥沙不能淤在下游河床中加重悬河危机。

后世的办法是淤在小浪底，三门峡，刘家峡等大水库中，作用最大的小浪底过去2o年巳淤了三分之一以上。

大明时期，荆江是多洪灾地区。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是长江自今湖北枝城至湖南城陵矶段，河道弯曲狭窄，有九曲回肠之称。

且清江、汉江和洞庭湖水系都在这里集中汇入长江，长江干流决口多生在此，荆江段也是长江中下游最早出现堤防的河段。

荆江水患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居民对湖泊滩涂的围垦密不可分。

荆江地区最早是古云梦泽的范围，汪洋一片。

荆江沿线的地理变迁，除了天然因素，人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垦殖，二是堵口。

宋代以前，长江干流上保留有大量与大小湖泊连通的水口，天然湖泊仍保留着较好的调蓄作用，荆江沿线的堤防以保护围垸农田和城市为主，并未连成一线，留有大量“口”

，元代有“九穴十三口”

之称。

明成化年间，1465—147o年，江陵城东长江北岸的黄滩堤被改为石堤。

嘉庆二十一年，1542年，江堤北岸的郝穴被堵塞。

自此，荆江大堤上至堆金台，下至拖茅埠，长达124公里的堤段连成整体，时称万城大堤。

清代靖江两岸堤防不断延伸加高，北岸江陵、监利和沔阳境内的江堤长达6oo余里，南岸江陵、公安和石境内的江堤长达3oo余里。

为加强荆江大堤的管理，明隆庆元年，1567年设堤甲法，以民夫修守，北岸73oo余人，南岸38oo余人。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大堤溃决，淹没江陵城，乾隆拨库银2oo万两堵塞决口，加培堤身，设石尺水志，规定堤防保固期限，改民堤为官堤。

最早的时候，这一带有很多湖泊，都与长江水系连通，相互自由进出。

宋代开始，零星围起来一些地方。

明清时期，堤坝由围城、围田慢慢推进，最终变成了围江，展成了沿江堤防，口先后堵掉，长江水只能在河道里淌。

然而，长江虽不及黄河这么夸张，也是有携带泥沙的，荆江这一带九曲十八弯，长江出三峡后流骤然变缓，天长日久河道还是会壅塞。

洞庭湖为湖南北水利之枢纽，贫穷私垦，豪强争占，五方集处，讼狱日滋。惟洲地愈积愈宽，则湖面愈占愈狭，容水之区**，必致横溢四出。

湖北则荆江大堤受其害，湖南则滨湖州县被其灾，盖湖中之水既渐变而为田，则湖外之田，将胥变而为水，此必然之势也。

古人不是不懂，也实在是无能为力。

断人生计得罪豪强激起民变这种事是不能做的，还是把大堤尽量再修结实点。

长江垦殖是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底子太好，所以矛盾在宋才出现，明清才严重起来。

朱由校听韦宝说治河工程，本来以为韦宝就是随口说说而已。

没有想到韦宝还拿出地图和模型给朱由校看。

“这得要多少银子啊？你真的打算修造水库蓄水？”

朱由校问道。

韦宝笑道“陛下，这是利民工程，能立竿见影帮助老百姓农田生产的好事，肯定没人说你。这还牵涉很高的技术含量，只有技术，才能经久流传。隋唐是建筑的成熟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隋朝着名建筑师宇文恺主持修建了大兴城，唐朝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长安城。长安城政体设计合理，建筑规模宏大，体现了当时城市建筑的高技术。宇文恺采用图纸和模型结合的设计方法，是我国建筑技术上的一大突破。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宋末年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着作。辽代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着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金代的卢沟桥做工精巧。元大都建筑宏伟，城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成祖皇帝令人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北京城，约八十万能工巧匠中，最有名的是木工蒯祥，被誉为“蒯鲁班”

。北京城有三重，宫城外有皇城，皇城外有京城。宫城又称紫禁城。北京城的主体建筑都布置在中轴线上，中央官署集中在京城南部，钟楼、鼓楼位于城北。宫城的黄色琉璃瓦和红墙相配，充分体现出封建皇帝的威严。这些伟大的工程，不都因为技术上的先进和巨大的作用，才被经久流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