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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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顿宦官机构，定十二监[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四衙门”

，内官分别定有品秩和待遇，不准干政，不能结交外臣。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遵照祖训，对宦官的限制更加严格，“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

。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曾道：“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后，为了个人统治需要，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亲手破坏了。

当“靖难之役”

还在进行之时，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守备空虚。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们来，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35]，宦官就此开始涉足外交。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36]率兵二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马骐。

不仅如此，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到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

为巩固地位，加强统治，朱棣除了继续依靠锦衣卫外，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东厂，用宦官为提督。宦官势力由此在永乐一朝得到大大加强，太监参与到了政治军事中，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开此先例后，其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朱瞻基宠爱金英、范弘等宦官，甚至特赐免死诏，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权倾内外。但由于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虽已职涉外廷朝政，却不敢太过妄为。真正威慑重臣、独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个。

王振，山西蔚州[37]人。他跟郑和、金英等被迫阉割入宫的战俘身份不同，年轻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县任教官教书，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

。愤懑无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最终案发，被判充军。

当时仍是明成祖朱棣执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学问的老师入宫，教授宫中妇女读书识字，待选者也包括充军罪犯。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多识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吗？

永乐一朝，声名显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郑和这类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但王振并不在热门之列。尽管他抱着极大的野心和极高的期望入宫，尽管他因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与世隔绝的深宫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懊悔当初慨然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才逐渐显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诏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教小宦官读书。当时在内书堂读书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纪均是十岁左右。后陆续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师又增加了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等。从此，宫中宦官开始通文墨。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后设内宫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开始招教官入宫教习妇女，兼教内官，此即为王振入宫之契机。但正式设堂教宦官读书习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开了先例。朱瞻基性格类似其祖朱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他也知道宦官对汉唐两代亡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背景——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

的旧制，省内设左右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长官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

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要“先白中书省”

。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须经中书省再下达。中书省相当于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构中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中书省长官更是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成为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论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则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白手起家，对权力极为看重，担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为左丞相，以牵制李善长、徐达二人。然到了后来，中书省大权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起于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案件前后株连多达三万余人，史称“胡狱”

。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横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

，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