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说:“拿上这支枪,你就是军人,你必须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后来,何卫国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孙立人。炮火隆隆,子弹呼啸,战争结束了,弹坑上建起了住宅区,子弹朽烂在泥土里,上面长出了野花。何卫国随军去了台湾,他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些年,尽管神志模糊,但有一些关于家的细节永远无法忘记。
如果靠近他的嘴巴,能听清楚他念叨的是这些词语:丝瓜花、池塘子、石榴……
他还记得,老屋的土墙上爬满了丝瓜,开着黄色的花,院里有个石磨,窗棂上的纸裂开了。他的童年时期,总是穿着破棉袄扒在土墙上,看着门外结冰的池塘,还有池塘边的老槐树。母亲穿着带补丁的裤子,从槐树下走过来,把一个咧嘴的石榴塞到他手里。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他还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以及动作。
没有人知道,有一年中秋节,这个精神病院里的老兵看着桌上的石榴和月饼,为什么突然流下了眼泪,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
有些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恰好相反,越久越清晰,如同窗边的弯月,时时勾起往事。
何卫国康复出院后,常常参加老兵聚会,聚会的主题基本是讲述同样的故事。对于战争,那些台湾老兵并不愿意多谈,更多的话题是对故乡的怀念。
故乡,一个魂牵梦萦的词,只有在外的游子才能深刻体会什么是故乡。
出于历史原因,再加上这些老兵年岁已高,很多人都回不了家。葬我于故乡——这是很多台湾老兵的遗愿。有个83岁的老兵,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语言能力丧失,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他唯一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回家。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撤在老家的麦地里。
两岸通航后,有一次,同乡聚会,一个探亲的老兵从大陆归来,带来了三公斤泥土。
许多老兵脸上的神情都显得很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们如同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每人分得一勺泥土。有的老兵将泥土视为珍宝,锁在保险柜里;有的老兵把泥土放在茶壶里,喝掉了。
故土难离,也许,他们此生再也无法踏上家乡的土地。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经过两岸有关部门协商,一批国民党远征军老兵被邀请前来大陆参加活动。当初的青春少年,如今的迟暮老人,这些远征军老兵参加纪念活动的时候,途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候车室的人三三两两,有出门打工的农民,有求学的学子,有出门旅游的夫妇,有出差的公务员。接待者打出了横幅——“欢迎远征军回家!”
当一群风尘仆仆白发苍苍的老兵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从候车室哪个角落传来了掌声,掌声最初很孤单,随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面带微笑,全部鼓起掌来!
老兵的表情甚至略显害羞,老兵的白发是真正的荣耀。
何卫国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被邀请访问大陆,使他坚定了回大陆定居的决心。
归家时,还未踏上故土,他就因为心疼而蹲下痛哭起来。时光改变了他的模样,也带走了大陆的亲人……当初的家早已没有了。
许多年前,他挑着担子,出门的时候还是青春年少,回来的时候已是苍苍暮年。
他这一生,孤苦飘零,犹如在风雨中的蒲公英。
何卫国在陵园工作的时候,有些台湾老兵的骨灰无处安放,只好委托他埋在这里。那些台湾老兵在大陆的家也已经不在了,有的甚至根本找不到所在的村子。
这个孤独的老人时常喃喃自语,精神恍惚,他会发呆好长时间,对着落叶说:“爹、娘、弟弟,还有我的战友们,你们都在下面等着我。”
附近拍摄现场的那些穿日本兵服装的演员,还有隐隐传来的炮火声,使得老兵精神错乱,旧病复发。往日的心灵创伤无法磨灭,他的记忆重返抗日战争时期,这种错乱的精神状态让他误认为自己还在战场上。他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制作弓箭潜伏在炮楼外,射伤了另一个说日本话的演员。最后,他抢到一把手枪,躲进了山洞,做最后的抵抗。
当时,大胡子导演想要拍下围捕老兵的场面,但是遭到了武警官兵的驱赶。
陈处长说:“你冒充记者呢?捣什么乱。”
大胡子导演说:“这么多人都抓不到一个人,真是够笨的。你们是不是想一直在洞口守着,让那老兵饿得受不了跑出来,然后抓他?不过我看那山洞里可能有蜗牛、青蛙、蛇什么的,老兵在里面躲个个把月没问题。”
两名武警没收了大胡子导演的摄像机,架着他的胳膊往山下走。
大胡子导演说:“等等,我有个办法,能让老兵出来。”
陈处长问道:“什么办法?”
大胡子导演说:“我们剧组有个特型演员,长得很像孙立人,这老兵不是孙立人的部下吗?可以让我们这位特型演员穿上孙立人的旧军服,命令他出来接受训令。只要他从山洞里出来,你们上去就抓。”
当时形势危急,何卫国手中有枪,又在暗处,为了避免伤亡,武警官兵没有选择进入山洞强行抓捕。大胡子导演提供的这个办法尽管有些荒唐,但是有必要尝试一下。特型演员很快就换上了服装到达了现场,站在山洞前喊话,要求何卫国放下武器,走出山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