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是绝对干不了这个活儿的。父亲好象天生就是个演“二神”
的料,一曲“大神舞”
竟能把围观者跳得“魂飞魄散”
,个别崇拜者甚至给他和大神能跪拜长达一刻钟迟迟不肯离去。
其次,是过年“踩高跷”
大秧歌队的“领舞”
。过去农村过年能给普通民众带去一点“乐子”
的一是平时的“二人转”
;二就是春节的“大秧歌”
。当时,陈氏家族每年都要组织秧歌队排练“大秧歌”
。似乎通过这种文艺形式把“欢乐”
送给家乡父老比什么都更有意义。用关里河北人的话说这叫“给庶民行贿”
,赚回的是“仁德与口碑”
。“刘相屯陈氏秧歌队”
想当年那是“有口皆碑”
,“风靡一时”
。每年都是从大年初一场开始一直跳到元宵节。其热闹场景别提有多带劲儿了。在这只秧歌队中,父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台柱子”
。每到这时,全家人包括父亲自己就怕“感冒”
下不了场。尽管秧歌队对领舞也设了“b角”
,但因父亲名声太大,每到一村人家先就问:“陈八爷下场不?”
倘若没有父亲下场人家给秧歌队的“赏银”
就不知咋个打法了。由此可见,父亲的影响力不仅是用“男性美”
俘获十里八乡美少女的“芳心”
,而且还为陈氏一门赢得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来的“仁德口碑”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早期就对父亲不乏好感的母亲却因父亲第二位妻子,我三姨的突然病故才让母亲很快走进了父亲的感情世界。当时,父亲已先后两次丧偶,且身边还带着1o岁的大哥陈翰章和5岁的二哥陈富章。其中,二哥具有母亲“继子”
和“外甥”
的双重身份。也许正是这一缘故,我的姥爷和姥姥才最终同意把母亲以“填房”
嫁给了我的父亲。入住豪门的母亲,最初几年与父亲相敬如宾,琴瑟和谐,着实过了很长一段亲爱甜美的日子。
再次,是我的父亲有一手相当不错的“木工活儿”
。在那个时代,“大工匠”
是绝对颇受女孩青睐的“真本事”
。哪个小伙要是有了这等“一技之长”
,即使相貌平庸,找个对象也是轻松加愉快的。据我的母亲说,自打我三姨过世后,颇有心计的父亲“没数八遍”
的往朝阳沟跑。我母亲的家是朝阳沟一户相对富裕的上中农。家里有5个闺女4个小子。母亲在女孩中排行老四,故人称“杨四姐”
。我的姥爷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者。这个老头四季习惯穿件干净利落的对襟“黑布长袍”
,裤角总是扎得紧紧的。他固执、吝啬、家规森严,在家里说一不二,任何人都不敢违拗他的意志;他爱喝点自家酿制的“烧刀子”
,吃饭时谁都不敢上他的饭桌;他抽的是“旱烟袋锅子”
,冬季里几乎是坐在炕上,整天守着火盆“叭嗒”
着大烟袋或捏着锡壶喝“烧酒”
。三姨刚去世时,父亲每次来给姥爷问安他都是满心的不高兴。看穿姥爷的心思后,父亲迅把主攻点改到给外婆和大舅杨国贵“洗脑”
上。同时还无偿包揽了姥爷家一切“以旧换新”
的木工活。大概半年过后,姥爷的心终于被父亲“捂热”
了,往后再来朝阳沟就让父亲上桌跟他一块吃饭了。就这么一来二去,姥爷终于应承“媒婆”
同意把母亲嫁给父亲做“填房”
了。
朝阳沟“杨四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