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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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文化诸人既然要找革命对象，就不能放过林纾。读过一百多本林译小说的胡适即曾主动攻击林纾那篇主张古文不宜废的文章，其本身的古文就做得不通。林纾在论古文不宜废时，曾老实地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胡适据此指出：“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也。”

其实这未必是古文家不通处。桐城派学习作文，本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由烂熟而能仿效，就是前一阶段。林纾虽被视为桐城派的殿军，或者还未达后一层次，“能”

而不“大”

，也就说不出什么“所以然”

来。这可能是桐城派式微的内因。不过林氏只是桐城派以至“古文”

的一个载体。据文化人的观念，载体的高明与否，不应累及其所载之体以至所载之道。陈独秀在192o年就讲到白话诗文质量不高是因作者“艺术不精”

和“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

，与“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

。[7o]而他们却不能用同理来对待“古文”

，多半也是其“正义的火气”

太甚的缘故。

  关于整个事件，这里不能详论。无论如何，在一般人眼里，林纾是失败者。郑振铎说，这次争论之后，在一般青年看来，林纾“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

。郑想要给林氏“平反”

，于是指出林的“主张”

虽然失败，但不能“完全推倒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

。[71]实际上，林的失败恰是在“地位”

上而不是在“主张”

上。蔡元培的答书集中在否认北大存在林所指责的“覆孔孟，铲伦常”

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两点上。但蔡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假如蔡的辩驳是成立的，则北大所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只是程度还不够罢了。所以，如果从观念上看，应该说是林纾的主张取胜才对。

  林纾在1919年给蔡元培的信中曾攻击文学是“学不，而唯词之”

。到次年9月，胡适在北大的开学演讲《普及与提高》中，说文化运动已成“名词运动”

，则胡适已认同于论敌了。陈独秀在年底的《青年》上写了一篇《提高与普及》的短文，似乎不太同意胡适关于北大学生应侧重提高的手段，但他在学生水平一点上，与胡的意见并无两样。陈说：蔡元培长北大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展，文科方面号称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混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

[72]用中国“旧思想”

谈西方“学问”

，正是名副其实的“名词运动”

。两位老朋友虽然主张采取不同的对付手段，看法却是一致的。文化人或者有意无意间已接受了林纾的观念，或者因其与林氏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观念本相近。这样看来，民初的旧之分，恐怕更多是在态度上而不是观念上。林纾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中国思想激进化的一个“受害者”

。

  *　*　*

  胡适曾终生取笑林纾论古文不当废时所说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实话。但胡适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也同样太计及长远而失之简单空疏，无法与再年轻一辈人所向往——且为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所支持——而理论又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竞争。郭沫若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出胡适过去的研究也是只“知其然”

，而他则要“知其所以然”

。[73]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郭类似，也指出胡适对中国社会未能提出系统和具体的论断。[74]林纾是自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适的自信过林氏，以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进也更“”

的郭氏却主动置胡适于当年林纾类似的位置，这大约就非胡适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的确是日月异！

  同盟会时代的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

，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本已是大厦将倾，故他那一辈人“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屋之计”

。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屋之计”

。如果胡适这辈人也随钟氏一辈之潮流而漂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1921年5月，胡适曾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

，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

是他在“国中的事业”

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

。[75]

  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

，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

，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

；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

的五四口号。[76]这已是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