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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大要抄在日记之上。该文说这些人能有所成就，正因“其所建树，对于一己及社会皆有真价值者……以其对于所择事业具深挚之兴，故专心肆力以为之耳”

。他由此得出关于择业的结论是，父母“宜视其子女兴所在以为择业之指南”

。如是，则“率性”

也就能“作圣”

了。[39]

  但也就在这年5—6月间，因同学有的毕业归国，颇引起胡适的乡愁。他既想归国，又想继续多学知识，甚感矛盾。他自我剖析道：“余素主张吾国学子不宜归，宜多求高等学问。盖吾辈去国万里，所志不在温饱，而在淑世。淑世之学，不厌深也。”

另一个使胡适暂时不想归国的原因，是国内局势此时颇乱，“归亦何补”

？在此时刻，胡母来信要儿子“安心向学，勿以家事分心”

，大力支持胡适读下去。但胡适去留虽决，终因“归思时萦怀绪”

，心情不免烦躁动荡，行为也有些变化。其一个大转折，就是第一次去了女生宿舍访一女子，并“拟来年常为之”

。几天后，“吾友维廉斯女士”

也出现在日记中了（详后）。而且，胡适对中西家族制度的看法也改变了。[4o]

  胡适过去一向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能使老有所养，远胜美国个人主义养成的自助能力。此时他则认为中国家族制“亦有大害”

，因为它“养成一种依赖性”

。父母子女，相互依赖；“一子成名，六亲聚啖之，如蚁之附骨……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反观西方，则“稍有独立思想者，不屑为也”

。胡适想归国的一个大原因，就是感觉到他对母亲家庭的责任。今既暂不拟归，就要在自己心里给自己的行为“正名”

。但因此而一变其素志，以前读过的辛亥革命前后那种以中国家族制度为亡国之根的老观念，此时不呼自出，涌上心头，又有了的意义。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他在前些时候所读的传教士明恩溥等西人谈中国的观点也于无意中融合进他的观念了。[41]

  思想生了转折，在胡适进而讨论起中西个人主义之异同时，也就有了不少看法。他认为“西人之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单位，吾国之个人主义则以家族为单位，其实一也”

。但他马上就指出了还有不“一”

之处。因为，既然以家族为单位，则“吾国之家庭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然”

。结果，“西方之个人主义，犹养成一种独立的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吾未见其善于彼也。”

同样是处于社会“对立面”

的个人主义，西方则见其“独立”

，中国则见其“若敌国然”

，胡适在心绪烦恼之时，不知不觉中也用起他所反对的“双重标准”

了（详后）。待他后来心情较平静之后，才认为中国家庭养成的依赖性和美国子女之疏弃父母，都是弊病。持论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