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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内特同年3月5日致胡适信。

  [44]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6月9日。

  [45]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1月27日。

  [46]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1917年4月11日、1914年8月14日。

  [47]胡适日记，1916年6月9日；《谈话录》，第143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48]胡适日记，1917年1月27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49]《口述自传》，第51页；《胡适致任鸿隽》（1916年7月26日），收在1916年7月3o日胡适日记。

  [5o]胡适日记，1915年8月29日。

  第五章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如果说留学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

，他在这段时间究竟选择了何种志业呢？换言之，他“讲学复议政”

的打算是为了什么？如果说胡适选择的志业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而最终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没有人会反对。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许多人会说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胡适在留学期间形成的有系统有特色的思想，则不能不推他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有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贯穿在胡适志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胡适一生，又恰恰对民族主义始终有那么几分保留，常常被人称作西化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深具诡论意味的现象？要弄清这一点，不可不对胡适再造文明的志业和他的世界主义进行认真的考察。

  一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胡适既然立志要做国人的导师，他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关怀，就远远过许多留美同学，所以别人才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

。他一直留心国内政局的变化，并随时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往往表达了胡适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反映了潜藏在这些政治观念背后的思绪，值得略作参考。辛亥革命起，胡适起初担心国家从此不能统一，想起头一年所做的《重九词》有“最难回，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

的语句，以为“竟成语谶”

。一年以后，胡适的心情就轻松了许多，他从报上看到对他影响甚大的梁启归国，京津人士都很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1]

  1912年冬，中国局势又呈乱象。在中国海关任职甚久的英人濮兰德恰在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

。胡适“读之甚愤”

，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之。当濮兰德到康大演说时，胡适当场起来质问，使其颇狼狈。濮兰德的到处演说也使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激愤，群思抵制之方。胡适在康大的学生集会上建议成立一个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消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

消除党见以利国家的和平统一，是胡适对中国政治的一贯思想。1914年11月，他见报载汪精卫等与孙中山约，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开党禁，赦免革命党人，甚以为喜，以为这样“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

。此事后来得知并不完全准确。但胡适认为解决时局的责任确实主要在政府一面，如果“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外别无他道”

。简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

胡适已表明了极强的希望中止内斗以获真统一的意愿，但其立场基本仍在革命党人一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