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阵地防御作战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1952年11月,毛泽东批示,将志愿军第3兵团对上甘岭地区作战部署的电文转发国内各大军区、军事学院、总高级步校及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供各负责同志作为研究现代战争的参考。同年12月,毛泽东在分析朝鲜战局,讲到1952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今年秋季作战,我军取得如此胜利,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工事坚固”
。
1978年,叶剑英元帅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上甘岭战役,在那么个不大的山头上,敌人投射了数千枚炸弹和上百万发炮弹,我们的战士就靠勇敢,靠技术,同时也靠洞子,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大量地消灭了敌人。”
他还强调指出,“洞子是对付核武器的有效手段。”
叶剑英把坑道工事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战略地位的高度。同年,徐向前元帅在一次讲到反侵略战争问题时指出:战略要点要坚决地守,“像上甘岭那样,重点设防与机动相配合,粉碎敌人的进攻”
。
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牵着范佛里特的鼻子走,让他在前沿数点上(而不是宽正面)投入众多的兵力、兵器,而在反冲击或与敌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也是因为我军有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在反复争夺中,只要我能守住坑道,整个阵地就不会丢失,而且还可以使我每一个阵地成为消灭敌人的堡垒。这样,坚守坑道作战便成了我军进行坚守防御的一个新的战术课题。上甘岭战役为此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联合国军”
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
“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敌人对我坚不可摧的坑道工事已毫无办法。“这次战役实际上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
“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指537。7高地)和爸爸山(指五圣山)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南朝鲜第2师师长丁一权说:“美7师尽管受到重大损失,都始终未能坚守住三角高地地群。美军感到束手无策,请求我师担任此项任务,我师下属第17、第31、第32、第37等4个团,就答应了。对此,接替我担任韩第2师师长的姜文奉认为:‘那本来是预定由美第7师担任的进攻任务。可是它每天付出200多人伤亡也夺不回来,受到报纸抨击。因此,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师。换句话说,是叫我们当美国兵的替身。所以在接受换班命令时,我就感到美国人、南朝鲜人同样都是人,这不是叫我们替他们牺牲吗?当然,我们也认真地攻打过,但我不愿意以无谓的牺牲来换取名誉……这样一连攻了3天,一无所获,每次都受到重大损失………因此,决心停止进攻。违抗命令,可能会解除我师长职务,送交军事法庭。可是我认为,牺牲我一个,能拯救几百、几千人的生命。这座石头山夺取不夺取,对大局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要我的士兵去替美国人牺牲,我不干。’”
南朝鲜第2师情报参谋文重燮说:“狙击棱线对敌人来说是防御五圣山的要地,对我来说是为保卫金化的安全和补给路线的必争之地,双方都为争夺作战主动权而不让步,对主抵抗线的进攻,双方都持慎重态度,因而,都把力量集中到前哨阵地,因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量伤亡。敌人在岩石棱线北斜面挖了可容一个连兵力的坑道,一旦受炮击或轰炸,就进坑道掩蔽,过后出来战斗,因此我们挨打。我在审讯俘虏时得到这一情报后,带几名老侦察兵亲自去侦察,发现果然如此。之后,我们采取措施对付敌人的坑道战,但不易炸掉它,吃了不少苦头。”
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了,中外军事家对上甘岭战役的研究仍持续不断,一致的评论认为:上甘岭战役,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
【小结】
上甘岭防御战役共历时43天,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敌我双方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均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兵器,进行了持久的反复争夺,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
战役中,我军先后投入总兵力约4万余人。敌人先后投入总兵力约6万余人、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敌人共发射炮弹约190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两个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至2米,成一片焦土。我军消耗炮弹40余万发,亦属空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军共打退敌人营以上兵力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的冲击650余次,同时还进行了数十次反击,最终守住了阵地,粉碎了敌人进攻。
此役,我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我军伤亡1。15万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2。21:1。我军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炮61门、坦克14辆,使敌物资器材受到了大量损失。据敌人统计,此役损失仅次于其在1950年全年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