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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第2页)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在当月的《文物》。

《文物》月刊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年《考古》5期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

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四、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

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时间,就是赵恒子的元年,晋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

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

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

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着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

没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年,8月份,时任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先生到云冈石窟检查其准备工作,回到太原的时候,当时的侯马工作站到张守中先生就找上门来。

主要是为了求援的,呼吁上面重视侯马盟书。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支持以后,山西这边就成立了由张晗、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小说。

就这样,整理了两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从1965年侯马盟书被现到《侯马盟书》的出版,差不多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这书一出版,就在学界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国内的大报纸都有报道。

现在热度也没有过去。

高铭先生写了相关的考释文章,也算是学术热点。

不仅高铭先生写侯马盟书,其实,张晗先生也写。

作为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侯马盟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张晗先生也受邀参加这一次的成立大会。

而他的文章《侯马盟书丛考续》,则是对《侯马盟书》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补充。

因为高铭先生的关系,来之前,苏亦就大量阅读侯马盟书的资料,其中《侯马盟书》也没啥翻。

看到两位先生一前一后做了关于侯马盟书的学术报告,他当然不会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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