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
我把那枚纽扣从脚边拾起,擦掉表面的沙粒和尘土。准确地说,是一枚圆形徽章,直径3厘米,厚度不到1厘米。正面蚀刻着精致、细腻的花纹图案,蓝、白、黑、红四色,是佛教的曼陀罗花,背面用清秀的宋体字刻着一个名字:徐渊。
我知道这东西。
最近经常见那些穿梭于玻璃幕墙写字楼之间的哥哥姐姐们,用这东西装饰自己的手机和包包,要不就干脆把它别在胸前当胸针。我不清楚它具体的工作原理,总之和低轨宽带卫星以及5G有关。这是一枚外形自定义的远程防丢器。
有人——我希望这位人物不至于真就叫徐渊,跟踪狂做事总不能这么糊涂吧——趁我刚才啃鸭腿没留神之际,将这小玩意儿吸附在我腰包上,想对我定位跟踪。他会失望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不管对方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都不在乎、无所谓、没兴趣。
再有三次,或是两次,对我来说一切就永远结束了。
【沙漠海】
你说:「我要去另一个国家,另一片海岸,寻找另一个比这里好的城市。」
——卡瓦菲斯《城市》
01
抱歉搞得这么唐突,请理解,我自18岁起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说点儿好玩的。
有一次,我跟我一位「临时饭票」,对角坐在一家挂名「阿吞牛排」的西餐厅里,等着谁来给我们上菜。我把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对我抱有明确想法的男人统称为「临时饭票」。
西餐厅起这么个名,真有点儿怪,不过我和饭票小哥无意深究此名背后的故事。他一心想着拿这顿饭把我哄上床,急赤白脸地,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而我则在寻觅一处告别演出的舞台,没能找到比这里更合适的场地和演员。
我倦了、烦了,最主要是累了。
整整一周前,我被突然扔到了此地,闪落点位于北戴河至山海关中间,面朝渤海湾的一条大马路上,没被疾驰而过的大货车撞飞算我走运。
在这之前,我第41次闪落,远在直线距离3000公里外菲律宾支离破碎的群岛上,语言不通,辗转漂泊到当地的华裔社区。一户热心肠的华侨家庭接下了我带去的麻烦,没有一句抱怨。某种层面上,他们误会了我的境遇,把我从大陆沦落到南洋的整个过程想象得过于黑暗、凄惨了。
沟通不畅是我的责任,不过我也乐见这种误解。他们把我的经历想得越惨越好,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反复地追问,我也不必一直睁眼扯谎了。
说谎令人心累,你得有超凡的记忆力和体力,把信手拈来的虚构人设牢记在脑海中,那么多细节,不能有前后矛盾之处。在一些情况下,当你面对善良、正直的一家人,初为人父母者想要在自己一张白纸的儿女面前展现出榜样力量,沉默以对则是种省心省力的策略。你越是含糊其词、讳莫如深,他们越容易从你刻意流露出的缝隙里,自行地脑补出你耻于开口的悲惨往事。
那家人操着一口地道的闽南话,每句话里都带着一串「虾米」。我只会讲普通话和高中生水平的英语,在我听来,闽南话几乎就跟菲律宾语一样难懂。分别那天,我从他们家七岁的小女儿那里学来了「萨拉马特」,他加禄语的「谢谢」。
为人正派的男主人替我买了张船票,把我从班乃岛北部海岸送上轮船,途经民都洛岛去往马尼拉。等到了马尼拉,我可以从阿基诺国际机场飞回北京,或者随便国内哪座大城市。
好心地帮助我的那家人姓卫,他们卖给岛上当地人从华强北搞来的水货手机。小日子起初过得挺不错,近几年有点儿走下坡路。心中思变,却还未找到下一步方向。
开船后我发现,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偷偷地塞给我一卷用橡皮筋捆起来的菲律宾比索,用来买机票。还细心地附上了一张中文字条,提醒我不要在当地人面前露财。菲国族群撕裂、贫富分化严重,底层百姓积怨已深,时而会把富有的华人视作劫掠对象。我数了数,4万元,按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得5000多元。
问题是我不需要坐飞机飞去任何地方,时间一到,自会消失,想留也留不住。那家人真诚待人,毫不怀疑我编的故事,尽己所能地施予援手。我不能拿他们的钱,拿了也用不上,但我不知道怎样把钱寄回原处。语言不通,缺少证件。这件事折磨了我好一阵子。
下船后,我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中国驻菲大使馆工作人员,尽可能地编了个合理的经过,提供了那家人姓名和大致住址,希望能物归原主。随后不给工作人员问话机会,我借口上厕所跳窗逃跑,沿公路北上,想赶在夏季台风或下一轮闪落到来前抵达吕宋岛西南部的港口小城奥隆阿波,再看一眼美丽碧蓝的南海、破碎群岛和绿树白沙。
饭票小哥年纪比我稍大,一米七的个头比我稍高,全身黝黑、精瘦,一看就是那种精力过剩、有注意力缺陷的运动系猛男。他留着像是被镰刀割过一茬的莫西干油头,脑门上那一撮小黄毛散发出浓烈的免洗啫喱味儿,自比「小城C罗」,足球是他生命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