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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昌即今阿昌族名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高黎贡山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伊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即的别译，僳是少数族语音译，意为人或族。伊人居地在“兰州冰琅山外”

，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罗罗的分布尤其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人是构成近代壮族的成分之一。“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抟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

。这个地区土僚人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它东面的亦奚不薛地面的“葛蛮”

，即今仡佬族先人，也有悬棺折齿之俗。蒲人，“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

。他们是今布朗族先民。

元代云南的民族构成中，还包括蒙古人和回回人。蒙古人中大部分是戍守其地的蒙古军户。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人；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人户。今云南各地纳、丁、赛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居在这里的回回人，数目是不小的。明初人讲到云南各族的居民，就已把“鞑靼（指蒙古）、回纥（即回回）”

也列举在内，看做“土著之民”

的一部分了。中元政治中“国俗”

与儒术“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张养浩：《赠李秘监》

延祐“复科”

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海山死于大都。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皇太子”

身份，从东宫入主朝政。武宗死了不过三天，他就下令罢撤前朝垄断治国大权的尚书省。又过四天，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五人全部诛杀。“武仁授受”

表面上是和平即位，实质上却充满了流血政变的色彩。

爱育黎拔力八达杀脱虎脱等人的理由，是“变乱旧章，流毒百姓”

，其实他另有不得已的隐衷。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召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进京，想用阿难答辅国，自己倚恃他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元朝中枢官僚的支持下，于卜鲁罕发难前一日先发制人，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时候他的哥哥海山已经以阿勒泰山前线军事统帅的身份，带领大军东返，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对已到手边的皇位暗生凯觎，但慑于海山的兵威，只好以兄终弟及为条件，推戴在名份上“以嫡以长”

理应居先的海山作皇帝。

海山即位以后，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1310），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乃授意权臣三宝奴召集亲信商议改立皇太子事。早已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拉拢的朝中要人脱脱回答说：“皇太弟（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从此兄弟、叔侄世世相继，怎么敢做破坏这个秩序的事！”

三宝奴问：“如果今日兄弟相授，以后就要由叔叔再传位给侄子，能担保他这么做吗？”

脱脱回答：“在我们不可以违反约定，如果他们失信，上天是会明鉴的。”

当时，事情不了了之。现在武宗死了，三宝奴如果宣布武宗改储的遗诏，就可能发生变起肘腋的曲折，使爱育黎拔力八达白熬提心吊胆地“蛰居”

东宫的四年辛苦。像四年前的“清君元武宗侧”

一样，爱育黎拔力八达再次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击败对手。至大四年的大清洗，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权力之争。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先后有两个年号，即皇庆和延祐。

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军事贵族的气质。成宗即位近五年，还认不清中书各部的汉人长官。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从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宫廷卫士以“角斗屡胜”

，也可以获得平章政事的大官衔。两人都在统治圈里讲“惟和”

、讲“宽大”

。忽必烈朝的遗老旧臣陆续去世之后，由这批靠“宽大”

发迹的官僚来执行忽必烈定立的“祖制”

，使原来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都逐渐恶化。仁宗是元朝第一个即位前始终生活在汉地的皇帝，他的“潜邸”

有一大批汉族名士，以上党人李孟为首，还聚集了很多对汉文化和儒术有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仁宗的施政方针是要遵用儒术来改革朝政。与成宗、武宗两人相比，他才是真正执意更改世祖“成宪”

的人，但他诛杀政敌，用的却是“变乱旧章”

的罪名。久感压抑的儒生阶层似乎感到某种鼓舞。当时人以《三宝奴伏诛》为题写诗说：“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

从至大四年开始，仁宗颁布了一系列整顿朝政的法令。元廷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这时还废除了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任以流官；诸王位下所辟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为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通过“庇荫”

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唐朝人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历官所由”

，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

。科举取士的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读书做官”

的道路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奋身场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

，变作成千上万贫穷士人终生的幻想。利用科举制度来编织数以万计的中下层平民人生理想的政权，同时也就为自己编织出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但是元朝前期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忽必烈朝曾几次讨论恢复科举的问题，甚至连“程式”

都拟定过，但最终仍搁置了。元廷长期停科，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元朝的文武高级官僚大多出于宿卫近侍，这些人都是“世勋子孙”

，构成与蒙古皇室俱荣俱损的半世袭官僚集团。中下级，尤其是下级官员不得不较多地利用汉人和南人，但选拔的标准是“趣办金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