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着党书记跟姐姐一般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否则她肯定还是逃不过和苏可相同的命运的。党书记没有儿子。女儿党英比淑峰姐小一岁。是个长得白白净净,不胖不瘦,看上去很受“端秀”
的姑娘。她的突出特点是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当淑峰姐第一眼见到党英后,她便知道这个妹妹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保护神”
。打这以后,姐姐一有空儿就找党英玩、还承诺要教党英一定要练出一手好字。看着自己的姑娘和“编播员”
小陈处得像一个人似的,党书记别提有多高兴了。正因为淑峰姐和党英建立了形同姐妹的“闺蜜”
关系,故她在明城大队下乡的三年时间里,不仅未受风吹雨淋之苦,而且也没有因“成分高”
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强力打压。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成份高、自卑感强,故在要求政治进步方面,诸如申请入党、推荐上大学和报名参军等几件足可改变命运走向的事情上的确让姐姐产生了望而怯步的“心理疾患”
。
同比淑峰姐,刚满17周岁的三哥陈贵章在磐石县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长达5年的“上山下乡”
岁月却是政治上极度苦闷、精神上倍受煎熬、生活上尝尽苦辣酸涩的一段时光。此外,由于贵章哥性情内敛,凡事习惯憋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倾述,加之与笔者长期天南地北不在一起生活,故对其身在磐石朝阳山的知青生活细节无法说得更多,只能对他在那里接触的重要人和事简作如下扼要叙述:
三哥贵章,同淑峰姐及我和老五老六都是一奶同胞。在“三四五六”
4兄弟中,他是母亲特稀罕的长兄。三哥是“大孝子”
,母亲在他心中永远是至高无尚的。在母亲亲生4个儿子中:先,他是母亲倔犟、刚毅、宁折不弯和永不服输意志品质的第一传承人,但他却没能遗传母亲临机应变和无理辨三分的灵动思维方式,遇事愿意较劲、凿死铆,不懂“拐弯”
。其次,他是4兄弟中头脑最聪慧,学习最扎实,做事最靠谱,办事最讲究“板眼”
的一个。再次,他是4兄弟中最讲孝道,且既讲手足兄妹亲情,又不乏责任担当的一个。尤其是在生父1965年突然病故后,只有12岁的三哥和淑峰姐毅然担起了照管3位幼弟和料理家庭生活的重担。诸如担水、劈柴、捡煤核、脱煤坯、养鸡、挖猪菜、种园子、做饭等。准确地说,在1965到1969四年间,三哥绝对是当年船营街临江门头道码头棚户区模范践行“穷人孩子早当家”
的“少年楷模”
。事实证明,这一时期若没有三哥的“立事与担当”
,仅凭寡母一人之力我们那个家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顺利闯过那段“人生低谷期”
的。换言之,这就是三哥贵章对我们母亲所尽的最大的“孝”
。
三哥贵章是1971年元旦过后随班内12名男女同学下放磐石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插队落户的。当他(她)们这一行胸佩毛主席像章、头戴仿军棉帽、后背背着行李、手拎旅行提袋的男女知青精神抖擞,意气风地走出朝阳山火车站站台时,公社知青办负责人老6和红五月大队书记王龙热情地走上前来与12位知青逐一进行了嘘寒问暖。接着,大家依次分乘两挂接站马车驶离朝阳山镇向红五月大队方向跑去。
此时,以三哥贵章为户长的12位男女知青内心都无比激动。随着马蹄踏雪出的有节律的声响,每一颗年轻的心都在为即将迎接他(她)们的战天斗地新生活而激烈的迸跳着。一路上,他(她)们除去唱了当时最流行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多革命歌曲外,就是兴奋地浏览马车一路经过的山川、河流以及由皑皑白雪覆盖的旷野。此情此景,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一切又都是那样新奇。因为他(她)们知道,眼下这片山川河流是以杨靖宇为的东北抗联战士用鲜血浇灌过的红土地。他们的到来会让这方山水变得更美丽!会让这里的人民活得更幸福!
大约晌午时分,两挂马车驶进了红五月大队二队所在的队部院落。接着便响起一阵喧嚣的锣鼓声。此时,院里已站了不少围观的男女老少。当三哥等12名男女知青下车站好一排后,只见时任大队王龙书记给锣鼓队打了个叫停的手式后说道:
“今天,由陈贵章等12名来自吉林市第六中学的男女知识青年就算正式到我们红五月大队二队落户了!换句话说,从现在起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红五月二队大家庭的正式一员了!我的要求只有一条,希望二队的父老乡亲们要永远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地教育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下面,有请知青代表陈贵章给我们讲两句话,掌声欢迎!”
只见三哥贵章从队列中跨前一步大声说道:
“尊敬的红五月大队领导和二队父老乡亲:我们12位知青今天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红五月二队安家落户接受你们再教育的!我们决心和二队全体父老乡亲一起为把红五月建设得更加美好献出我们的一切!”
随后,乡亲们和知青一道开始往集体户宿舍搬行李。集体户宿舍是3间砖木结构房。中间一间是厨房,两侧搭有锅灶。东屋是男知青住的,搭有一铺长1o米的南炕;西屋是女知青住的,搭有一铺长8米的北炕。根据集体户提前报来的名单,大队早就把每个人住几号铺位都安置完了,故一切工作都是有序进行的,没有出现你争我夺打乱仗的情况。
再接下来,就是全体知青开始吃来到红五月二队的第一顿集体伙食饭。此时,二队队长邱志派两位本队妇女已经做好了一锅出的“雪里红炖豆腐和锅贴玉米大饼”
。邱队长为了让大家吃得顺口一些还从自家带来了两道小咸菜。于是知青们各自拿出自带的饭盒,用盒盖托着玉米饼,用饭盒盛着“雪里红炖豆腐”
就算正式开歺了。大队书记王龙和二队邱队长也都和男女知青在一起站在临时钉做的“简易歺桌”
周围吃了这顿午饭。也许是过晌有些饿了的缘故,这顿饭初来乍到的知青们都吃得很香、很饱。
那年月,干集体户户长可真不是个好差事。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一群年轻人突然离开父母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似乎每个人都出现了多种“不适应症”
。吃过午饭后,大队书记和二队长先后都忙各自的事情去了。男女知青们开始归置自己的行李和铺位。三哥则要比其他人多操心的是编排做饭、劈柴、担水、打扫室内外卫生轮班值日等一系列事宜。
凡事都是要入乡随俗的。以三哥为的12名知青(7男5女)第二天早晨7点除留下一名当值做饭的女知青外,其余全部换上劳动服加入红五月二队的劳动队伍。当时正赶上队里集中扒苞米打场。所以,女生的活儿是扒苞米;男生的活儿是铺场、轧场、传场、扬场、灌袋。整个过程均由二队老社员先示范,然后知青再“依样画葫芦”
。刚开始的时候大伙都觉着很新鲜,学得也蛮起劲。但一天下来,每个人便累得像散了架子一样,回到户里往炕上一堆缩甚至连饭都不想再吃了。
一周过后,所有的知青都不象刚到红五月时那样满嘴都是豪言壮语了。而是私底下总会冒出一些“酸唧溜溜”
的言论。面对如此情形,一向不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哥也开始从心里厌倦”
户长”
这份差事了。但他并没有立马辞去这个职务。真正促使三哥辞去“户长”
的起因是随后不久生的一件事情:
1972年1月15日上午9点,朝阳山公社知青办负责人老6召集全公社各知青集体户户长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当三哥贵章呼哧带喘地赶到公社小会议室时,知青办老6正在宣读县革委会《关于全体知青留在知青点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通知》。待老6宣读完《通知》后,他给参加会议的各集体户户长每人5分钟时间简单汇报一下各知青点的思想情况。当时全公社共有1o个知青点。三哥贵章是最后一个汇报的。在1o个户长中,从第二到第八位户长在汇报中都没触及实质性的思想问题,谎说知青思想依然和刚来时一样高涨,没有出现不想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活思想,形势一片大好。唯独三哥贵章和第一位言的户长实事求是地例举了一些问题。他在言中是这样说的:
“毛主席曾一贯教导我们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们知青点的知青不是个别而是部分地存在嫌住的不好、吃得不好的问题。受此影响,我已不能否认有个别人扎根农村干革命思想已经出现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