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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馥之似仍未觉察出她口音怪异之处，只坚决地点点头：“自然还是与姨母作伴，那曾府也不过是逢场作戏，以求平息风浪之音而已，想来也不愿假戏真做。不过，你既然允了，姨母还有个条件须去与曾府提，这是姨母临时所想到的，但不能不说与你知。”

“姨母请讲。”

“这条件便是，由曾枢相出面，为一位故人之子留条后路。”

第六章苏沈旧事

“苏迨？”

苏轼的第二子？

听到沈馥之提到“苏迨”

这个名字，姚欢一下子提起了精神。这么快，才穿越来半天，自己就开始接触到苏门父子的故事了？

沈馥之正起身去掩一掩窗户，以免向晚的凉风吹到姚欢的头，因而并未看到姚欢双眼中突然闪过的异色。

再回身后，沈馥之缓缓道：“今岁出了正月，扬州来人报信，沈公怕是撑不到阳春。我即刻搭船南下，所幸在扬州见到了沈公最后一面。他除了将他归隐后所写的梦溪笔谈的刊印本赠与我和族中其他子弟，还提到世人冤他陷害苏学士之事。沈公是将去之人，气息奄奄，却泪染前襟，观之叫人心酸。”

姚欢刚刚稍许压下的兴奋，又如林火般噌地窜了上来。

沈公，梦溪笔谈，原来母亲和姨母，竟然是沈括的族人！

紧接着，姚欢反应过来，姨母提到的，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

王安石熙宁变法时，当世两大才子，苏轼和沈括，苏轼反对新法，而沈括支持新法。苏轼通判杭州时，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察访两浙。沈括向神宗辞行时，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不曾想，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上呈朝廷，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被认为是点燃“乌台诗案”

导火索的第一人。

当然，上面这些，是部分史家援引元祐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不过，亦有史家指出，元祐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

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前后相差五年之久，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再者，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险些丧命的，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行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然而，苏轼提到过李定、舒覃这些刀笔吏，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

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

一个历史爱好者，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

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这么说来，莫说是后世，便在当今，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

人们为何这么做？是否因为数年前的宋夏“永乐城之战”

中，沈括对宋军的全面溃败负有责任。

沈括这样一个未能如期引发大宋官民战胜者狂欢的臣子，便会在其他方面也被尽情地抹黑，从而满足成为一个成色更足、骂起来更爽的出气筒？

只听姨母沈馥之又道：“我从扬州带回来的，不止梦溪笔谈，也不止沈公的辩诬自语，还有苏学士元祐年间写给沈公的信，信中可看出，先帝驾崩、苏学士重回京城复职后，看到朝中重新当权的旧党，与当年王党中的卑劣者竟如出一辙，不免黯然。沈公恐他西去后，此信又落入不堪之人手中，却也舍不得烧去，便托我带回汴京，亲自送到苏公次子苏迨府上。”

“姨母，为何不送到苏公手里？”

姚欢脱口而出地问道。

沈馥之一愣：“苏公去岁就被贬去惠州了。”

姚欢赶紧装傻充愣地“哦”

一声。

没有百度真是太难了，一个穿越者处处容易说错话。

沈馥之想的却是，外甥女到底是个闺中少女，岂会如她这般天天迎来送往、消息灵通地知晓京城大事。因而，她倒也并未对姚欢这份糊涂，更多地表示出诧异。

沈馥之说了一番来龙去脉，意思很清楚，因枢相曾布与宰相章惇政见不合，章惇对于苏轼等元祐党人的清洗毫不留情，沈馥之便恳请曾布去官家跟前说情，至少将苏轼的次子、中过进士的苏迨留在京城，不予贬斥。

“沈公归隐之前，自朝中所领俸禄，拨了不少去到族中，修建私塾，聘请先生，即使如你母亲与我这样的女子，孩提时亦可得到诗赋章的启蒙。沈公省亲时，常来训导族中子弟，拷问章功课，但严厉之余亦不失温和有趣，还与你母亲谈论过膳食之道。他临终前赠我梦溪笔谈时，还说起，你母亲若还在世，亦可写上一本钱塘食单我与你母亲，何其有幸，能生在沈家，纵然成年后命途坎坷，却因懂得正道在哪里，并未过得龌龌龊龊，这般造化，皆拜沈公所赐。沈公与苏公惺惺相惜，如今沈公不在了，姨母得了这个机会，略略扶助一把再度落难的苏家，也算告慰泉下的沈公。只是这般行事，毕竟好似拿你的劫难去做了笔买卖，故而姨母须如实相告。”

听沈馥之言及此，姚欢一直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