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qíng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美国。
其实在肯特回美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在什么时候会熄灭。
自第一次病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电话,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说:&1dquo;你可能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聂亦希望能对你实施急冻,这是最后方案,为此近期他要再来一趟美国。但我很遗憾,以你现在的身体指标,急冻成功的可能xing几乎等于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聂亦也不行,虽然他还不肯承认。”他给了我三秒的时间让我消化这个现实,才继续道:&1dquo;这是一个让我很难过的结果,qíng感和专业上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尽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助你。”
我捧着电话良久才能出声,我问他:&1dquo;您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沉默半晌,说:&1dquo;我妻子去世时我也以为我能救她,将她禁锢在病netg上,最后她死在我怀里,说很遗憾没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亚的红杉。”
在和肯特通话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做了决定,假如这一趟人生旅程即将走向终点,聂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有点儿困难,如果有肯特的帮忙,会轻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拨通肯特的电话,跟他说,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潜水,拍摄冰下的白鲸。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潜,因为太危险,从前身体健康时聂亦就不同意。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遗憾,如果生命就要终结,我希望是终结在海里。
我和肯特约定在离R国最近的长明岛会合,这就是我执意前往长明岛的原因。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我有九个多月的时间来思考。
我怯懦过,惧怕过,在暗夜里痛哭过。那绝不是一段可以轻松回忆的时光。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聂亦承受的痛应该尤甚于我,而我还傻乎乎地和他说:&1dquo;要是我死掉,你把我烧成灰,放在白瓷坛子里,就放在家里好不好?因为人要是死而有灵,埋在冰冷漆黑的泥土里,我会害怕的,我会非常害怕。”
那时家里专门建了一个无菌病房,我就住在那里边,每个进来见我的人都需要进行全身消毒。
那时候他抱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手却挡在眼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哭了。他可能是哭了,那个动作是不敢让泪落在我身上,因为眼泪也含有细菌。那之后他立刻出去了,当时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现在想想,应该是在消毒。
什么样的家庭才会那样?丈夫每天晚上需要全身消毒之后才能和妻子共寝。
我们甚至连最简单的一个亲吻都不能。
离家之后终于再次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拖着这副免疫系统完全崩溃的身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敢碰,什么乱七八糟的食物都敢往嘴里招呼,全靠着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
人生最后一次奢侈的狂欢,是为了死亡。
死亡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我思考了九个月,虽然直到今天依然觉得它不真实,却有了一个答案。死亡是分离,是这世间最无望的分离。若人死而无灵,这分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悲痛可言。若人死而有灵,我能看到还活着的他们,他们却再也无法见我,他们的悲痛始终大于我。
我想起林觉民的《与妻书》:&1dquo;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he11ip;&he11ip;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
与其让我先死,不如让你先我而死,因为以你的瘦弱之躯,必然不能承受失去我的悲痛,如果我先死去,将失去我的悲痛留给你,我心不忍,所以宁愿你先死去,让我来承担这样的悲痛。
死亡是一场灾难,却更是活着的人的灾难。
第二天,我和阮奕岑如约在长明岛分手。我们互道了再会。
肯特的船会在傍晚到。
我买了只录音,又去市买了只玻璃瓶。收银台的小姑娘长得很甜,开口脸上就是笑,和我聊天气:&1dquo;yīn了一个星期,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吃过午饭你可以去aiting吧(&1dquo;等待”吧)喝咖啡,在他们家晒太阳最好。”
傍晚时分我将录音封入玻璃瓶子里,看白色的1ang花将它卷走。
也许多年后会有谁将它打捞起来,按开播放键,他们就能听到一段话,还有一个故事。
我在录音里说了什么?
我说:
我没有时间写回忆录,但生命中的那些美好,我想找个方式来记录。
其实,如果我想写回忆录,那只是为写给一个人看,所以此时我说这些话,也只是为了说给一个人听。
但不能现在就让他听到,我希望我对他是一个永恒的牵挂,而不是一个冰冷的结果。
牵挂会让人想要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