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我们说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张莉:您开始写作时已是中年,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您觉得,写作带给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邵丽:其实我开始写作倒是很早,二十岁就发表过小说。只是中间间断了十几年。对文学确实热爱,就是觉得放不下。我觉得写作给了我第二个人生。
张莉:看来,“写作的种子”
一直在您心中生长。至于“间断的十几年”
,其实是为开出醉人的花而必经的沉淀。
您说过,写作对于您“是一种倾诉的需要”
。因此,不论动笔与否,心里始终有文章,放不下。而这种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您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空气和水,不能缺失。正是这种发自心底的、自然状态下的“倾诉”
,让您对“生命的书写”
呈现出“令人震颤的文学风景”
;同样,正是您无意以此换来任何声名或利益,而“只是想写,喜欢写,是一种生命本能的东西;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很少去想”
,所以,无意插柳柳成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请问,促使您创作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倾诉的需要”
?
邵丽:倾诉的需要并不是作家的专利,但是客观地说,每个作家都是在“倾诉”
,只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对于我而言,这种倾诉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质的变化。过去我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没真正在社会的最底层待过。后来我去挂职任副县长,看到了底层真实的情况,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在我的作品里有很明显的反映。
对一个作家而言,倾诉的需要其实是一种有意识、有意义的文学交流。作家的所思、所想,作家对这个社会所抱持的态度,会通过文学的路径表达出来。一个好的作家,要善于发现、体验和挖掘人性。正如周作人所言,文学的本质无非是“物理、人情”
两个方面,把事物运行的道理弄通了,把人之常情想明白了,作品的厚度就有了,你的倾诉就会显示出极大的诚意。
张莉:因此,您作品的关注点之一就是“人性”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文学话题,也绝非另类的写作姿态,但是,由于本着“一颗赤诚的倾诉之心”
,您写出了独特的风景。
作为女作家,无论是观察世相,还是心相表达,都比较细腻精致,有着男作家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色。但是,有些女作家却特意回避自己的性别,倡导一种无性别写作。对于这种姿态和立场,您怎么看?
还有,虽然您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困惑、惆怅、苦闷以及无可名状的躁动不安”
,但作品中却没有女作家难以避免的明显悲喜或过度自怜自艾,而是理性和适度。这种类似男作家的平静、理性书写,有评论者欲将之归为“中性写作”
,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邵丽:我觉得你说的“有些女作家回避自己的性别,倡导一种无性别写作”
和我想说的性别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从主观而言,写作时我很少考虑性别问题,至少没有明显的性别意识。
但我也不承认自己是“中性写作”
,我的作品不乏女性立场和女性态度。即使像《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这样的作品,也是如此。不过正如你所言,我的作品确实很少“明显悲喜或者自怜自艾”
,在生活中我也是如此,不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虽然达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至少可以做到宠辱不惊吧。
张莉:关于这一点,在您含蓄却不平淡的小说语言里,可见一斑。
您被认为是“中原作家群”
里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有人将您归入了“周口作家群”
。您是怎么理解这一归类的?同时,您认为自己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与“河南”
和“周口”
保持着精神上的关联?
邵丽:很少想这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写作上,我的地域特征不是很明显。但是也很难脱离中原的文化语境,所以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
张莉:这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破绽”
。就像孩子对味道的记忆决定于其七岁之前的饮食,生养您的文化语境,自然会在作品中闪现出影子。
有评论者把您的写作特色归纳为“邵丽体”
,您自己怎么看“邵丽体”
?
邵丽:我倒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写作风格,就是按自己喜欢的写作方式去写,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风格。很多读者和评论家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说开始看我作品的时候,觉得小说还能这么写,很奇怪。但我一直坚持走下来,觉得自己还满意。
张莉:正是这份顺其自然,让您的作品以简洁、流畅的文字和纯粹利落的叙事迅速赢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您依然进行着小说叙事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这种“作家的宿命和使命感”
,让您的小说在不断冲击小说叙事边界的同时,成就了独特的“邵丽体”
。
说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