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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奖及挂职系列作品（第1页）

关于鲁奖及“挂职系列”

作品

舒晋瑜：2007年，您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能否具体谈谈，这篇小说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写作顺利吗？

邵丽：写完《我的生活质量》我接着又写了几部中短篇，其中就有《明惠的圣诞》。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是听我们家阿姨讲她的一个同学进城的事情，当时我触动很大，也正好赶上农民工进城的热潮。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她们”

所谓的进城，真的能进得了吗？“她们”

与城市是对立的，不可能相融的。反复斟酌后，就写出了这样一个对城市充满憧憬又在打击面前希望破碎的女孩子的生死故事。写成之后我给了《人民文学》的程绍武老师，记得很清楚，绍武老师已经通知我要在第几期刊发，后来另一个老师说那一期赶在全国开“两会”

，要发别的东西，我这篇要往后放一放。《人民文学》承载有政治任务，我很理解，就把稿子转给了《十月》的编辑赵兰振，陈东捷主编看后当月将作品发了出来。

舒晋瑜：您知道作品参评吗？您所了解的鲁奖评选的情况有哪些？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奖的？

邵丽：具体细节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河南那一年报鲁奖有《明惠的圣诞》。我对这篇作品并不抱太多期望，觉得只是大背景后面的一个小叙事，认为报奖也只是凑数而已。而且，并未觉得奖是什么大事情。那时我和文学圈还比较生疏，对评奖获奖基本没什么概念。之所以获奖，我想肯定不是因为技术原因，后来评论出来之后我自己才搞明白，“农民工进城”

“小姐”

“身份焦虑”

这些因素占了很大优势，毕竟当时很少有人这么深地介入这些问题。

舒晋瑜：颁奖活动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灵与肉痛苦挣扎的过程，如果通过文学这个媒介，使我们互相之间变得更加宽容、关爱、和谐，可能这比任何奖项都更加富于意义。我印象很深刻。

邵丽：当时以为获奖了，中国作协给我发个证书就完了，不知道是那么隆重的事情。鲁奖前几届都是在绍兴颁奖，我们要坐船，走红毯，还要领导讲话，自己发表获奖感言……反正觉得很惊讶。获奖感言说了什么自己都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领奖时我们坐在前排，听见后面几个人在讨论《明惠的圣诞》。我回头对他们点头笑了一下，彼此并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一届的评委。我们那时获得奖项，省里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没有奖励。

舒晋瑜：无论是《我的生活质量》还是《明惠的圣诞》，关注的都是农村人进城、身份得不到认同的问题，揭示城乡之间无法弥补的差距。同类作品也有很多，您认为自己胜在何处？

邵丽：其一，我涉及这个问题比较早。过去这类作品，主要表现农民工外在的困苦，怎么做苦力，怎么当小姐等，很少涉及他们内心的焦虑。我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跟我在政府劳动人事部门工作有关。当时很多城市“卖户口”

，农民花十万八万块钱买一个城市户口。有了这个户口，你就是城里人了，在上学、就业、参军、医疗等方面享受便利。即使车祸身亡，赔偿也比农民高几倍。所以他们的困苦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焦虑，是巨大的社会不公在他们的内心投下的阴影。

其次是真——真情，真诚。很少考虑写作的技术问题，重点是用真情实感书写，先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读者。只有笨作者，没有笨读者。自己感动三天，读者感动三分钟，这个作品就应该是不错的作品。常常听一些人批评说，某一部作品是靠赚取读者的眼泪走红。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空前广泛，能赚到眼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舒晋瑜：另一个短篇《北去的河》从大别山乡下写到北京城，与《城外的小秋》似有所呼应。写了那么多相关题材，您对于农民进城有怎样的思考？

邵丽：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是蛮纠结的，那就是城乡之间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相辅相成的？我想还是从我们家两个保姆说起吧。起先的一个小保姆，是个还没结婚的高中毕业生，在我们家干了几年，其间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学历。走的时候跟我说，就是在城市拉棍要饭，也不能再回农村，不能让她的孩子再过乡下的生活。后来她找了她在广东打工的同学，俩人跑到东莞开网店，现在在城市扎下根，生活过得还相当不错。

后来找的这个钟点工三十出头，一家人在城里买了房，也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总是觉得自己过得不快乐。房子小，一家三代挤在一起；蔬菜粮食，包括水都得掏钱买。哪像乡下：院子大得能跑马，空气甜丝丝的，院子里随便撒点种子就有吃不完的菜；想几点睡就几点睡，睡到自然醒。所以她发誓说，等孩子大一点，上学能自理了，就回乡下去种地。她就喜欢种地，盆盆罐罐都能栽花生种蒜，把我们家弄得像实验田一样。

人选择的多样性，是社会开放和进步的标志。但农民进城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过去我们靠农村喂养城市，现在城市开始反哺农村。它靠强大的扩张能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让大量的农民脱离土地。

舒晋瑜：持续多年的创作，我们看得出，您在努力不断创新，尝试着各种题材和写法，比如《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批写基层干部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与您的挂职经历有关吧？

邵丽：对，没错。您所说的这几部作品，确实跟我的挂职经历有关，这就是被评论家称作“挂职系列”

里的作品。

写作的过程也是摸索的过程，每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作家都会自我反省，求变求新。我初始的写作追求唯美，个人情感情调浓郁，以自我感受为中心。这类作品写了一阵子，自己都感觉过于雷同，写一篇和写十篇没啥区别，只是为写而写，那个时期非常苦恼。刚好当时要求行政干部下基层任职锻炼，我就跟着下去了。刚开始对基层还有些抵触，觉得乡下人，粗鲁，没什么见识。但是真正沉下去之后，发现基层干部都是精英，亲历基层繁重的工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还有底层民众的生存无奈和尊严的缺失，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才让我真正思考所谓“生活”

的意义，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烦恼之外，有着如此广大和深刻的烦恼。当时我只是看、听、思考，回来两年后才开始动笔。可以说一发不可收，创作出了一系列挂职小说。

舒晋瑜：您是哪年到哪里挂职？是实职吗？还记得挂职期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或难忘的事情吗？

邵丽：我是2004年年底至2007年在河南省汝南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任的是实职。我当时分管科技文化和金融、电力、通信等一些按条条管理的部门。既参加县委常委会，也参加政府常务会，而且每周都排班接待群众来访，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件，很多都被我写到作品里去了。

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工作结识了明诚法师，可以说是一个从台湾返乡的佛教文化使者。他带回了两个多亿人民币，回到汝南老家投资南海禅寺，因为没有专业人员管理，亲戚间争夺工程，资金损耗巨大。宗教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和农民对金钱的贪欲发生系列反应，故事可以写一部书。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南海禅寺如期开放，在当地影响很大。种种原因，我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

舒晋瑜：以您的经验，您觉得怎样的挂职对于作家来说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挂职对于创作的影响？

邵丽：挂职只是一种形式，作家一定要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能真把自己高高挂起。深入生活是第一要务，这跟你任什么职务无关。当然，局外人想深入进去很不容易，也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诚挚的心。先当学生，再当先生。我刚下去的时候，很看不起基层干部，觉得他们文化水平低。但和他们相处时间久了，才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可学的地方，那种踏实劲儿，那种处理问题的精准，那种面对困难和委屈时的达观，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真的是一座宝库。

挂职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靠近生活，而一个人只有写你了解的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所以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常常说，尽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赞成一个教师去揣测官场，一个快递员写法官的忏悔。当然，我也不否认有那样的天才，但我们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谈写作。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活中间，每一天经历的事件都是我们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