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伤心事儿
爱女夭折。我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是四女儿东风的夭折。无论何时,只要一提起此事,我就会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我怎么会知道,从那一天起,她就一天不如一天,最后痛苦地离我们而去。要是知道会这样,我至少要让她在其短促的生命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天上午,她要上厕所,她妈妈陪着她。便后她妈妈叫我去看,说是便血。我看后心情沉重,并从此重视起来。我带她到河南医学院一附院去看过几次,都不能确诊,最后决定住院观察。住院期间,医院和朋友建议,最好去北京治疗,免得延误。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我们借钱带她去北京看病。我们去的是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几天后,他们也不能确诊。经过会诊,他们决定动手术。他们说:“不能确诊,拖延下去很危险。动手术以后,确诊了,还有一线希望。”
谁不指望有希望呢?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我们同意了动手术。签字时,我的手在发抖,因为赌的是女儿的命啊!手术结果是失败,就是说病因不是医生们所揣测的,也就是说女儿白挨了一刀。女儿醒过来后,我们还说过几句话,主要是我告诉她手术已经做过了。因为手术之前我问她经不经得起手术,她很有把握地说经得起。我告诉她手术做过了,她先是一惊,随后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然后安静下来。她昏迷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她说话,听到的只是她断断续续地喊痛。我多次请求医护人员给她打止痛针,得到的回答是不能打,因为止痛针有毒,会增加患者的痛苦。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听着女儿喊痛……全家福。前排左一三女儿叶巧枫、左二老伴李绥芸、右一大女儿叶林枫、右二作者,后排左一外孙华华、左二二女婿贾跃、右一外孙女姗姗、右二二女儿叶晓枫
最后一天,我看见女儿的嘴已经歪了。我心里想,我前世造了什么孽,要让我看着女儿受这么大的罪!我看情况很糟糕,我不能回旅馆,我要守着她。果然,天亮前,护士来告诉我和妻子,女儿走了。
我们到病房和女儿告别,我看见女儿容貌平静、端庄,我忍住悲痛用额头碰了碰女儿的额头,然后我和妻子出来坐在走道里的长椅上失声痛哭。
天亮以后,我们请求让我们再去看看女儿时,被告知女儿的遗体已存放在太平间。我们来到太平间,通过一定手续,被引进一个狭窄的房间,工作人员将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抬到这个房间里,打开木板盖。这时,我们又看见了女儿!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女儿的相貌不仅不难看,而且很好看,还带着笑容呢。我带着哭声,叫着她的名字说:“东风,你还笑呢?”
妻子则大声哭起来,并示意我将女儿的眼睛闭上。我随之将其眼皮抹下。但我立即想到,女儿是不是活过来了?如果是活过来了,我要带她回去。然而这一切皆为幻想,她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在火化场,经请求我们被允许再见女儿一面。这时我见到的是没有灵魂的、弃我们而去的、和绝大多数逝去的人一样遗留下来的躯壳。我们送了女儿最后一程。回旅馆的路上,看见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灰色烟云,心里想着女儿就是乘这朵烟云而去的。我心爱的女儿啊,爸爸妈妈对不起你,爸爸妈妈没有带好你!
女儿1961年出生,1972年去世,活了11年。所患之病,一直不能确诊,直到死后才鉴定为爆发性亚急性肝坏死。女儿是三好学生、学习委员,平时寡言少语,学习用功,特别听话。我感到最悲痛的是,女儿特别信任我,而我不能救她,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真可悲!
人没了,只能回忆。回忆往事,事事都令我伤心。在北京儿童医院,女儿动过手术后已不能说话,我看护着她。忽然,她想翻向右侧,我看见豆大的一粒眼泪从她左眼角流出,慢慢地流向耳边。这粒眼泪中包含着什么,我知道她已失去信心,要和父母告别,她舍不得。初到北京儿童医院时,有一天,我买了盒饭到病房里去吃。没想到,我犯了大忌。女儿得的病是不能吃饭的,平时都是注射营养液维持生命。女儿多时没有吃饭,看到饭很想吃,便向妈妈讨要,可她妈妈因为禁忌也不好同意,只得叫我回避。我赶紧向女儿说明原因,然后离去,气得女儿直哭。我要是知道女儿不久于人世,我为什么要配合医生不让女儿吃饭,为什么要把女儿送到北京去挨一刀,让她受尽痛苦呢?还有,到北京的那天早上,我们乘车经过天安门,女儿正好站起来,看见天安门很高兴、很兴奋,我趁机对她说,这是天安门,病好以后我们来游天安门,今天就不多看了,免得受凉,女儿乖乖地躺下了。现在想来,我真糊涂,我为什么不让她多看看天安门?那是因为我们一心想着会把她治好。要是知道她不久于人世,我不仅会让她多看,说不定还会带她在广场上绕两圈呢。女儿值得我怀念的事太多,三天也说不完,只能留到以后慢慢说了。
岳父悬梁。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吧。有一天,我们收到老家鄱阳寄来的信,是来报丧的,说岳父不幸逝世。因路途遥远,没有及时告知,家人已代我们置送挽联,悬挂灵堂,办理丧事云云。得此消息,妻子心里十分悲痛,本应回家奔丧,但丧事已办,只好写信表示哀悼,安慰母亲和弟、妹,感谢代为主持丧事的亲戚。过了好一段时间,不知从哪里听说,岳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悬梁自尽,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岳父为什么要自尽?经了解,岳父的确是自尽,而且还留有遗嘱。
我对岳父李耀铭了解不多,我知道他是个正派商人。他是学徒出身,后帮人干活,类似于店员,积累了一些本钱后,便和人合伙开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虽衣食无忧,但也谈不上有多少资本。加上子女多,逐渐入不敷出,生活捉襟见肘。
听家里人详述,公私合营后,岳父每月的工资为32元,根本不够开销。起初,变卖点首饰对付着,首饰卖完以后就卖家具。面对此种困境,岳父感到前途无望,一大家人何以为生?一时想不通,便悬梁自尽了。
我听过以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我记得岳父自尽前曾向我提过,让我每月给他寄10元钱,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于下个月发工资后给他寄了10元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是低工资,我们的收入也不多,加之要用钱的地方不少,而我们对岳父家的经济情况不甚了解,所以第二个月就没有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岳父竟会因生活困难而想不开!我们如果知道事情竟如此严重,就是借债也要给他寄钱!我深感内疚,深责自己太不关心岳父了。如果我坚持每月给岳父寄10元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促成了他的自尽,或者说,对于他的自尽我有推脱不掉的干系。想到这一层——事已过去,无法挽回——我只能善待他的后代,聊补过去巨大的缺憾。因此,每有机会,我都愿意有所表现,我嘴里说的是过去没有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其实我是在赎罪。
三弟病亡。我兄弟五人,我是老大,三弟是哑巴,但他特别聪明,和我的关系也特别好。三弟的哑是后天造成的。因为小时候一场病,医生说要下猛药,或许能得救,结果命是保住了,人变成了哑巴。父母心疼儿子,对他特别照顾,托人说情送礼让他跟班上学,还给他找了个童养媳。小学读完以后,我在外地帮他找了所聋哑学校,让他继续学习谋生的手段。
在聋哑学校,三弟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了终身伴侣(解放后,童养媳回家另嫁他人)。回鄱阳后,三弟在公私合营的自家店铺里当员工,直至退休。三弟在鄱阳是当地一个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他经常和许多聋哑人一起活动。他还代表鄱阳去南昌市参加过有关会议。三弟和弟媳育有二女,大女儿在县邮局工作,二女儿的丈夫给别人开小火轮,算是技术工人,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去。
我回老家时,常和三弟通过文字(三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比画交流思想。他常告诉我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和他的看法、他的喜怒哀乐。我们一直处得很融洽,他把我看成他的靠山,有问题就找我,我也特别爱护这个哑巴弟弟,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帮助他解决。
2012年,老家传来消息说,三弟检查发现患了肺结核,已是晚期,最多能活半年。得此消息后,我们很焦急,但也有所怀疑,因为肺结核病在我国早已绝迹,即使再出现也不难治愈,因此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寄了些钱让给他买滋补品。过了不久,老家又传来消息说,三弟媳不幸病故。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从来没听说三弟媳有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但这种事是不会虚报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后听说三弟媳是因妇女病而亡故的。我们写信深表哀悼,再次寄了些钱去帮助处理后事。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时三弟已是孤身一人,连个做手势简单交流思想的人也没有。
这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三弟跟着二女儿过活,吃穿倒也不用发愁。可是,人活着还有许多需求,并不只是吃穿。后来听说三弟成天呆呆地坐在二女儿家的店铺门旁,度自己的晚年。
三弟媳过世后,三弟曾向二女儿提出要到我这里来。听侄女提到此事时,我连想都没有想就表示欢迎。但侄女说,他不能来,因为他脚上长了鸡眼,严重影响他走路。因为我脚上也长过鸡眼,我知道它的厉害,但也知道怎么治疗它。我说鸡眼不怕,可以治,三弟可以来。但侄女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让他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将治疗鸡眼的方法详细告诉她,期望三弟治好脚病再过来,但此后就再无其信息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特别思念三弟,深怕再也见不着他了,便决定回老家看看。回到老家时,我看见三弟坐在老家破旧平房的屋檐下的竹椅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似乎在思考,似乎在发呆,又似乎在无奈地打发着自己不多的时日。我悲从中来,上前蹲下拥抱着他,右手在他背上轻轻地拍着,用身体传导着我迟到的歉意和温暖。三弟没有笑,拥抱过后用文字和手势与我交流。
此后几天,我和三弟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交流思想,我感到三弟已有变化,日子过得有点儿趣味了。但是,我该走了。那天晚上我去向他告别,他已躺在床上,盖着被子。我离开时,他的眼睛一直留恋地望着我,目送我到房门口。他眼睛里包含的意思我明白,他似在说:亲爱的哥哥,永别了!
我回到郑州不久,三弟就去世了。我的三弟是等我去看他的!我看过他以后,他心里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可以走了。
事后回忆,我觉得我做得很不够,很自私。我既然回了老家,为何不接三弟到我家来同住?只要我坚持,侄女会同意的。那样,我就可以帮他治脚病,陪他到处转转,他至少可以多活一两年,享受一下生活。
想到这事,我就感到歉疚,我对不起你啊,我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