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为什么参军?”
他笑答:“为土地与人民。”
保夫卡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前些日子去了伊加尔卡,镇上的医生给开了些药,都是临时延缓阵痛的方子。我们说不出话来,倒是他自己笑得没谱似的:“进城的话,给你们找酒找姑娘去。”
在酒馆里听闻资本家们正式倒台,莫斯科的暴乱又开始了。我躲了出去,想给父亲写信,但是没敢下笔。
不论怎样,我是国家的军人。
伊加尔卡这片灰蒙蒙的城市是保夫卡的家乡。他在这里成长,又去了圣彼得堡,遇见了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
命运就是那么可笑。一同过路的人分出了尊卑,不言而喻地,一拍两散。
2月6日
保夫卡走了。
那天他清晨出去巡防,就再也没回来。我出去找他,只拾得他那把老式步枪。林子某处幼鹰凄长地尖声叫着,山脚下小村庄里回应着另一只公鸡经久不息的啼鸣。
安东把那把步枪拆成几块,枪管和弹夹留下,其余给埋了。我们知道保夫卡是基督教徒,给他打了十字架。听说死者手里要拿圣经,我们没有,只能拿了张纸片给他写上几句,贸贸然火化成一撮灰。
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2月21日
日子本来很清闲,莫斯科突然来了指示,要从伊加尔卡港口修筑铁路。这里的边防军都被要求向指定修路点调动。
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他的主意总是很多。
但北西伯利亚的军队还有一些没有被正式改革收编,称不上是红军。城里开会时,有的部队怨声载道,还有的干脆没来。
我相较于维克托和安东算是读过不少书,盖勒克斯身上有旧伤,我不好麻烦他,于是接下了保夫卡的职位。
“诺斯·尼基弗洛夫,”
开会时从莫斯科来的团支书道,“你对改编怎么看?”
我合上笔记本,想起父亲。
刚要开口,坐在后面的盖勒克斯扯了扯我肩膀。我回过头去,听他在耳边道:“你有资产吗?”
我还未来得及回应,礼堂那边一个人腾地起身:“我们的东西,也全部要给你们吗?那我们还剩什么,穷光棍一条?”
“听说红军把姑娘共妻”
礼堂里一阵低低的笑声,又归于沉寂。
“先生。”
我这样称呼那位团支书,觉得十分别扭,“如果打仗,您的红军会不遗余力地……保卫国家吗?”
他一愣,笑了。
“当然,少校。”
北寒星河(下)
3月5日
铁路修筑开始了。这里我不熟悉,风雪很大。眼前什么也看不清,往往一个铁锹用了三天,柄头就脱落了。
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一双手。不相识的人肩头扛着相同的砂石土块,面前铺展开茫茫的荒原与烟灰的云层。天黑时有明火,杂糅人声,还有远处的鸡鸣犬吠,被北下的寒风袭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