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双方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敌人投入到战场上的兵力,已由志愿军入朝时的42万人增至69万人,我志愿军参战兵力已由入朝时的30万人增至77万余人,朝鲜人民军由11万人增至34万余人,我方总兵力共达112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1。6,我居优势。
但在技术装备上,我仍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敌有轻迫击炮以上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余架,舰艇270艘。我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不如敌人。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握在敌人手里,我军在白天仍无行动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因而仍难以充分发挥我军的作战效能。
敌人虽在技术装备上占绝对优势,但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战略预备队只有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南军3个师,美国国内仅剩下六个半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
面对步兵占有巨大优势且已构成绵亘防线的中朝人民军队,敌人以其现有兵力,不仅已无力像战争初期那样长驱直入,即使突破我军防线某一部分,也十分困难。
战争的发展明显地趋向持久,美国统治集团已察觉到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同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同时,经过与我较量,美国统治集团也已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因此,它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我进行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
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6月中旬,美国又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使节对我国政府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实施全面进攻的行动而转入战略防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战争的持久性以及迫使敌人同我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早就有所考虑和准备。在我军参战之前即指出:在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
,若想大量歼灭美军需待我军装备起来。
我军同敌进入交战以后,虽然顺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巧妙的指挥连续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给我军造成的困难情况并未改变,因此在整个运动战阶段,我军都把准备持久作战列为战争指导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第三次战役前,毛泽东主席便明确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第四次战役期间,毛主席更进一步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并为坚持持久作战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当时,我军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准备长期,争取短期”
。
第五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美方已被迫愿意同我进行谈判。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6月中旬适时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的战略方针,即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防御阵地,一面积极作战,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志愿军党委于6月25日至27日召开会议,总结了我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并于会中和会后做了精心部署,确定在两三个月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准备坚持以“三八线”
为界划分军事分界线,“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
。在部署上,为照顾海防和供应情况,决定以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9个军担任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置于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并防敌登陆。另以两个军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做战略预备队。一二线部队每两三个月轮换一次,即以轮番和换班相结合的方式,坚持长期作战。为开展敌后游击战,分散、钳制敌人,决定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抽调若干部队组成游击支队(志愿军组织四个中队,朝鲜人民军组织两个中队)深入敌后,在战略上、战役上配合正面主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