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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彩云消逝（第1页）

阮元道：“其实江家的事，我也知道，这一两年来，橙里舅祖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了，家中典卖了不少家产，才勉强撑了下来。又哪里比我们这里轻松？”

拆开信一看，果然是江昉前来讨论江家未来的一封书信，江昉在信中言道，自己已无力操持“广达”

商号，只好把经营之事都交给江镇鸿和江镇鹭去做，可二人才能平平，无力维持湖广盐业，但如果放弃湖广，江家将立刻被汪家和黄家赶，到时候两淮总商之的位置，就只能拱手让人了。

阮元思量半晌，只觉眼下无论江家阮家，都是内外交困，两淮总的地位，江家怕是保不住了。但即便如此，以后江家经营之事，也要尽力保全才好。便道：“按眼下境况，江家能保住总商之位，就已属万幸了。当退而不退，只怕反受其害。只是这退，也要退得体面些啊。”

想到这里，也只好先给江家回信。可阮元刚一抬手，却只觉手上全无气力，原来这些日子阮荃夭逝，江彩重病，他早已精力耗散，竟连提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唤门房过来，让他回信告诉江昉，在汪家与黄家之中，选一个自家更信得过的，和他们定约，渐渐交割总商事宜，待时机成熟，便上报朝廷，将两淮总的位置，转让给他们。这样江家即使不再引领扬州盐业，至少也可以保证一席之地。

江昉得了书信，也自清楚，自己已是风烛残年，无力回天，江家放弃总之位，反倒有了周转余地。想来黄家总商黄至筠颇有才干，又兼年轻，估计会给自己些面子，便联系了他，定下密约一份，安排江家退出湖广，黄家接任总之事。黄至筠见江昉立了明文凭据，也放下心来，同意了江家的约定。

但阮元在京城，境况却一直毫无起色。眼看江彩病症日渐沉重，阮元原本也是不舍，可南书房入值事宜，也不能耽误。这一日又是他当值，虽然并无要事，也只好待在南书房里，不敢外出。

想想江彩的病情，阮元心中也异常复杂，江彩高烧了近十日，之后烧是渐渐退了，可全无气力起身，直到前日才终于多吃了几口粥，和阮元说了几句话，上一天又昏睡了大半日，这番情境，也不知前景如何。

阮元闲来无事，拿了一册《海岛算经》在阁中阅读，这《海岛算经》本已失传，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学者方见原貌。可始终没有刻本，阮元春天直阁时对此书爱不释手，花数日时间抄了一册。原想着一探中西算学之异同，可算学之事，纷繁复杂，他此时心乱如蓬，却又如何静下心来？此日沈初已因改任江西学政，不在京城了，只有刘墉同在入值，看他闷闷不乐，原是不希望他因旁人之故伤了身体，可阮元所牵挂的乃是妻，却又如何劝慰？

眼看已是日中，阮元也无心饮食，只将早上剩下的点心拿出来，吃了几口充饥。原想着好容易已过了半日，再过一个半时辰就可以退值。忽然一位门前的笔贴式持了一封信，走上前来，道：“阮大人，宫外有人给您送了封信，说是您家里的人，看来是要紧事。”

阮元忙拆开信，只一看，便觉得如五雷轰顶一般。原来信上写着，中午江彩勉强吃了几口粥，却全都吐了出来，随即她便晕倒在床上，杨吉马上出去请了医生，医生看过江彩，只是一味叹气，想来是无力回天了。

阮元越看越急，按清制，官员无故不得请假，家人病疾虽然也是请假事由，但一般只适用于父母。若是他为了江彩而去告假，也属于无故请假，只怕轻则降职，重则罢官。可江彩生死，已在一线之间，却又如何能按捺得住？当即便唤了那笔贴式去取纸笔，强按着心中伤痛，以公文字体写起告假折子来。官员告假折子均需存档，故而不得草率。

刘墉见他神色痛楚至极，心中也颇有不忍，道：“伯元，你家中之事，自有天数，告假之事，我执掌吏部，准假不难。可若非父母病疾，皇上是不会同意你告假的。你这般过去，只怕无济于事不说，还有降级夺职的风险啊？”

刘墉此时已改任吏部尚书，正好管理官员告假之事。

阮元苦笑道：“多谢刘大人了，只是这家人与官位，孰轻孰重，我心中有数，实在不愿做违心之事。”

一时间告假折子缮写完毕，却只觉袖子上湿了一块，仔细一看，竟是刚才写字时不小心，打翻了一个茶碗。所幸折子并无污损，可手边那册《海岛算经》却已湿了一大块，看来以后很难再读了。

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道：“伯元这是怎么了？皇上差你入值南书房，是让你随便污损这其中书籍的吗？”

回头看时，却是汪廷珍到了。

阮元也清楚，自从自己翰林散馆得了第一，汪廷珍对自己就一直很不满意，尤其是去年翰詹大考，自己一跃而升四品，汪廷珍也在二等，却只得五品侍讲。二人关系，便更加淡了。原本他二人和胡长龄、钱楷都是挚友，可一年多来，自己竟没和汪廷珍说过几句话。可这时眼看家事紧急，也来不及解释，一边封着折子，一边说道：“瑟庵，是我平日粗疏了些，让你见笑了。”

说着已将折子封好，便去养心殿了。

汪廷珍看着匆匆离去的阮元，不禁冷笑道：“这般心性，也能在南书房入值吗？”

其实大考之后，乾隆也没有忘记他，给他升了国子监祭酒，可阮元又升了三品詹事，国子祭酒乃是从四品，依然比阮元低三级，故而他对阮元依然难以改观。

刘墉看汪廷珍神色，知道他或许因为一些误会，和阮元闹了矛盾，便上前劝解道：“汪祭酒，伯元他家中最近屡遭不测，故而想着告假，其实他原是个谨慎之人，老夫与他相识多年，这些还是知道的。”

原本刘墉看汪廷珍这般神气，心中也是不喜，但汪廷珍毕竟也是当时后起之秀，刘墉知他学问其实不亚于阮元，故而不愿斥责。

汪廷珍道：“我听闻伯元家中，眼下只有老父，在扬州呢，他这番告假，又怎得皇上允许？况且告假即使皇上允准，也要再经吏部核准，他这般心急却是为何，难道皇上会当即让他告假吗？”

回想起自己来这里，原本也有公事，对刘墉道：“刘大人，下官来这里是想找圣祖朝的《礼记日讲》，眼下国子监虽有了刻石，可在下以为，圣人经文，还是兼收并蓄的好。圣祖朝日讲主持，均是精于经术的名儒，所以下官想一睹《日讲》原貌，还望沈大人准许。”

刘墉道：“我执掌吏部，若是皇上准了伯元告假，我尽快为他办妥就是了。汪祭酒精于学问，又在国子监供事，想来是天下士子的福分。只是，汪祭酒也不妨放宽心些，不要如此苛责他人。”

说着忙吩咐笔贴式，去取圣祖朝的《日讲》过来，汪廷珍自在殿中等候。不想过得片刻，身后又有一人过来，竟是那彦成。

那彦成见汪廷珍也在南书房中，忙问道：“瑟庵，你可知伯元哪里去了？我刚才进宫时，听说有人送信给伯元，他家中似有变故，我正要找他呢。”

汪廷珍道：“他刚才去给皇上上折子告假去了，也真是无知，朝廷体制都不懂的吗？告假也是一时就能批准的？况且又非父母有恙，他怎能告得假出来？想来是要白忙一场了。”

那彦成道：“瑟庵，你怎能对伯元如此说话？我等当年，原是同一榜的进士，如今不过三年时间，如何却要这般生分了？伯元家里的事，你到现在都不清楚？上个月末，伯元唯一的孩儿染了痘疾，已经去了。伯元的夫人伤痛过度，也一病不起，眼看着重病一个月了，今日他家中又传来急讯，只怕……瑟庵，伯元读书办事，你我都看在眼里，我实在不清楚，他有什么对不住你的，竟要你如此冷言冷语？不妨你说来听听，若是他确有言语不当之处，我叫他过来给你当面赔罪，还不够吗？”

刘墉不清楚汪廷珍真实心意，但也安慰道：“瑟庵，伯元我更熟一些，清楚他平时脾气，你是因他对旁人多加礼敬，反而不在意你这个同门，才不愿和他来往了，是吗？伯元平日就是如此，他不愿得罪任何人的，所以看起来对你们几个同门，可能就冷淡了些。若真是如此，下次老夫带他过来，和你道个歉，老夫今日也先帮他赔个不是吧。可是你和伯元，都是近年读书人里，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你们若是能同舟共济，那是我大清的幸事，是天下人的幸事。老夫也不愿你们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就伤了和气啊。”

汪廷珍原非刻薄之人，只是因为阮元高升，原本登科时得列榜眼的自己反要视阮元为上级，故而心生怨望。可仔细想想，阮元平日行事，并无半分得罪他之处。眼看那彦成同门情深，刘墉好言劝慰，心中这个结也就渐渐解开了。况且听那彦成解释了事情来龙去脉，他家中原本贫寒，又兼早年丧父，全是老母一力操持，抚养他长大，又怎能不知亲情深重？只觉心中一阵酸楚，道：“刘大人、东甫，是我的不对，我错怪伯元了，你们……你们都没有错，应该我去给伯元道歉才是。”

这时，一名笔贴式自门外走来道：“禀刘大人、那大人，皇上准了阮大人的告假，特命下官将阮大人的告假折子交给刘大人。皇上口谕，阮元此番告假，虽不合体制，但情有可原，特令刘大人无需再议，直接准假。”

刘墉、那彦成和汪廷珍都是又惊又喜，虽然阮元告假归家，也很难救下江彩性命，但乾隆居然破例给了阮元一个机会，自然是出乎三人意料了。刘墉取了请假折子，前去办理阮元告假事宜。汪廷珍也再次向那彦成致歉，毕竟各人都是同门，那彦成也没再责怪于他，答应他见到阮元，就帮忙转达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