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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小我就听大人念叨，黄河是面善心恶，长江是面恶心善。对长江我无从了解，虽然去过几次，也曾经自武汉乘船沿江去过重庆，但毕竟匆匆而过，不甚了了。因为工作后迁移至郑州，饮了这许多年的黄河水，对黄河就理解得相对深了些，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文化的。

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老人们说起黄河来，熟悉得好像是自己的玩伴似的。黄河虽然离父亲的家乡还有一段距离，但他们与她的关系太紧密了。我父亲的老家在周口市西华县，这个县的整个西部就是黄泛区。其实，黄河迫近我们家族的历史，还是晚近几十年的事，也就是从有黄泛区的时候开始，他们才真正知道黄河的善恶吧。关于那一段历史，父亲因为亲历过，常常会给我们讲起。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的讲解只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教科书里所写的，蒋介石不抗日，为了逃跑方便，阻止日军的进攻，炸开了花园口，造成了近百万老百姓的死亡和一千多万人的流离失所。

2015年，近百岁高龄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台湾前“行政院长”

郝柏村受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后，到大陆各地探访抗战遗迹。在郑州，当他谈到花园口决堤时，面对镜头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如果不是黄河决口，以水代兵，徐州到西安一路都是平原，日军的重机部队可一路长驱南下，另一路可直打到西安……”

对这段历史，郝柏村先生是有备而来还是念兹在兹，我们不得而知。他也不是亲历者，花园口被炸时他还远在湖南零陵炮兵学校读书。不过，后来他有在郑州驻防三年多的经历，对此事也许会有所用心吧。

历史未必真的能够任人打扮，但真实的历史虽未走远，甚至即使见证人还在，只是因为解读的角度不一样，其呈现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云泥之别。我们的母亲河虽然承受了如此之大的磨难和屈辱，但到最后她仍然需要担承到底是恶还是善的褒贬。说恶，她却养育了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说善，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灾祸不绝于书，据说有记录的灾祸将近两千次。

发生在1938年的那次炸堤，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解读，如果不是6月7日中国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形成千里泽国，终于挡住了日军机械化兵团，为中国军队主力西撤赢得了时间，当时的中国军队主力在武汉地区会被日军合围歼灭，中国在短期之内就很难再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抵抗。说白了，那就是亡国之祸。因此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其实这跟蒋介石开始就下决心的焦土抗战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政府也想以此举昭示天下，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都会把抗战进行到底。毒蛇噬其指，壮士断其臂，历史的生死抉择毕竟不是我们在键盘上拣选文字这么轻而易举。

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个体的命运始终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总是被绑缚在国家的战车上，遭受着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的政治蹂躏，也不能不引以为憾。

据说当时在炸堤之前，国民政府也曾经对花园口附近的百姓进行了疏散。但由于没有考虑后来的天气原因，疏散的范围很小。而花园口决堤前后，已经遭受持续的暴雨浸淫，所以决堤的洪水前后袭击了44个县区。由于上游洪水的不断侵袭，再加之战争的蹂躏，花园口决堤处再也难以堵上，对下游造成的伤害长达十年之久。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尤其是随后发生的霍乱，致使死亡者众多。“花园口事件”

造成1250多万人受灾，390万人外逃，89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折合银圆超过10亿元。后来我想，身处重灾区的我父亲和我叔叔，以及他们的祖辈早年投身革命，肯定跟这次黄河决口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河南小说家李先生创作《黄河东流去》就是以“花园口事件”

为背景的。李先生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为了这部巨著的创作，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沿着黄河采访，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花园口决堤时河南逃荒难民的情况。书稿写好，刚好赶上粉碎“四人帮”

，80年代初，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大河奔流》在全国上映后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

与电影不同，在这部作品里，李想表达的东西更多，也更深刻，而不仅仅是花园口决堤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据他自己坦言，他想通过这场灾难，表达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态度，往更深处说，他思考的是如何从苦难里挖掘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文化根脉，在生死攸关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的精神内核，以此寻找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生命力的动力之源，并为当下提供精神图腾和栖息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李对黄河以及黄河历史文化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黄河也是他写作的内在驱动力，他认为那是他的文化血脉。1997年在北京举办的《河南新文学大系》座谈会上，李以“揭开河南作家群产生的秘密”

为题作即席发言。他动情地说道：“河南过去那么穷，那么落后，但是作家却一群一群产生，为什么？我看，这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对河南害处很大，但我还要歌颂它。黄河带来了无数苦难，但却给了河南人乐观与大气……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谢天谢地！这是第一条。热烈的情感，是创作的基本条件。”

然后他振臂一挥，激动地说：“河南还要出大作家！”

二十年后，另一个出生在黄河故道的河南作家刘震云写出了《温故1942》。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我就被震撼了，后来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就像深埋在地下的这段历史一样，被“自将磨洗认前朝”

后，突然发出了闪闪的寒光。那光芒阴郁而持久，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苦难的中华民族头上。我不得不沮丧地说，那是某种文化基因，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

其实发生在1942年，也就是老百姓口中民国三十一年的那场灾难，也与黄河有关，更与花园口被炸有关。花园口被炸后造成黄河改道，形成了一片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内河淤沟塞，水系紊乱，芦苇丛生，无法耕种，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灾就是蝗灾。1942年开始的大旱，使得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蝗虫大量孳生，吞噬了大片大片的庄稼。

当年的一个记者曾经这样痛心地写道：“那些蝗虫看着是在吃庄稼，其实，是在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