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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错误（第2页）

根据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向法庭起诉。奥佛顿法官必须判定原创论是否科学，抑或只是一种宗教。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原创论的形象遭到了辩护人的糟蹋。一位支持者振振有辞地言：“谁也无法设计一种科学实验来描述创生过程，甚至无法断言这一过程是否能够生。”

另一位支持者更是妙不可言，声称：“我们谁也无法通过科学研究现造物主创造生命的任何过程。”

那是因为，另一位卫道者补充道，“当代宇宙中并不存在造物主的创生作用。”

原创论者声言无法证明他们的理论不是假的，恰恰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奥佛顿法官除了宣布原创并非科学之外，别无选择。但是那一次裁决中，并未提出达尔文的天择理论是否伪科学的问题。能否证明进化论是错误的呢？

科学哲学家波珀的检验法驳倒了原创论，但他却不认为适用于进化论。他指出，达尔文主义是解释一种历史过程——地球生命史的尝试。因为历史是无法重演的（例如，我们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来了解罗马王朝垮台的理论原因

），所以波珀觉得，试图判别历史真伪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一种判断或信念而已。

但是，确实可以也已经有人用一些检验方法来判定达尔文理论可能有误。其中成功的检验方法是共同祖先假说。

对一种理论最强有力的检验是它的预见性。波珀坚持，一种理论如果只能解释已知的事实，那么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而已。波珀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科学呢？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一种能够预测尚未观察到现象的理论也是科学。这样的科学理论可以反证。如果预测的事情不可能生，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结果与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那么这种理论的错误也可以改正。反之，证实预言的新现若是持续增加，这一理论也就愈益逼近真理。

依照这一个看法，共同祖先现象是科学理论。达尔文设想，人类和猿猴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观点曾使他的许多同代人怒不可遏。当达尔文于1833年次草草写下他的遗传思想时，还没有现任何与智人不同的骨骼。因此他的理论即使不致使人瞠目结舌，至少也像神话故事一样离奇。达尔文预言，如果现此类化石，它们一定会介于猿猴和人类之间。第一个“遗失的环节”

现于达尔文的理论正式表前两年，即1857年。新现的智人亚种尼安德特人看上去确实有点像猿猴。当其头骨和部分骨骼次在波昂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展出时，有人怀疑它不属于真正的人类，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然而，地质学家莱伊尔现，“新观察到的猿人骨骼与正常标准人类结构的差别，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或随机的畸形。如果变异法则正合乎进化论者（如达尔文

）的要求，那么这种差别是意料中事。”

如果把“实验”

一词定义为检验某种假说的过程，那么为了验证某种预测而进行的项目或探索就是一种实验。从现尼安德特人至今，在欧、美、亚各洲都有过许多对人类和前人类化石“露西”

的现，这些无例外地都是一种实验。总之，达尔文的预言已经充分被证实了；因为从解剖学的角度而言，每现一个较老的化石，都愈来愈接近于猿猴。露西代表一种小型的人类，学名称为南方古猿，生存于3oo万年前，已能像现代人一样直立行走，其头骨骼比较进化。但最近几十年来，已可利用更精密的技术来检验共同祖先的遗传原理。进化透过脱氧核糖核酸的变化，而脱氧核糖核酸又显示了不同种之间在生物化学和形态学方面的区别。组织比较是医师检查捐器官者的血液是否适合病人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测度种之间区别的方法。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愈密切，细胞的免疫结构就愈相似。分子生物学不仅可以用来估计种间的相关程度，而且可以用来测度两具种从共同祖先开始分化究竟经历了多久。

免疫分析和分子分析，已经廓清了人类、类人猿和猴子三者之间的关系。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这两种从7oo万年以前的共同祖先开始分道扬镳。大猩猩开始从共同祖先分化出去的时间，还要往前推2oo万年。其他类人猿在时间和亲缘关系上与人类相距更远，更不要说猴子了。

根据达尔文的共同祖先理论，可以推断出一个同样的模式，而且已经在大量生命形式的无数次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根据比较解剖学，现一种两亿年前可能属于温血爬虫类的两足动物，是跫和鸟类的共同祖先，爬虫类和哺乳类之间，则有一种类似于哺乳类的爬虫类兽孔类作为联系的纽带。25ooo万年前，兽孔类曾主宰地球。

种群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最后都归结到细菌。细菌是人类至今所知最老的化石，已在3o多亿年的古老化石中现细菌的显微残骸。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生命都源于同一种原始生命形式的推想，在dna中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用化学语言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命过程都是一样的。

达尔文对基因或dna还一无所知，所以他的想法十分不同凡响。直到克里克和沃森在5o年代破解了dna分子的共同语言，重新现了19世纪后期孟德尔关于基因的研究之后，达尔文在百余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预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

这样看来，灭绝现象没有达尔文想得那么简单。以恐龙为例，如果达尔文关于生物为生存环境而竞争的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物种形成的率将如他所料，与物种的灭绝达到完全的平衡。但是恐龙却在短时间内突然消失了；迄今为止，从未在比马斯特里奇白垩新的地层中现过恐龙化石。是哺乳动物杀死了恐龙吗？几乎没有人真的这样想过。当时的哺乳动物都很小，它们的生活环境与霸王龙或角龙之类并不相扰，当然也无力挫败那些庞然大物。

所以我们该探究的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生存竞争。根据化石纪录和动物的选择性繁殖，达尔文深知生物的演化是非常缓慢的。生物个体在生命期限内不能生大的变化。比如说，一种生物无法因为气候日趋干旱而变成骆驼，只有在经历了许多代的干旱之后，生物才能忍受缺水的环境生存下来，或者形成某种防止失水的功能，并且无法办到的物种拥有某种繁殖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有某些生物个体灭绝。因为即使是现实环境中连续生的缓慢变化，对生物的适应能力而言，也太迅了。

但是，依事实看来，地质纪录也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演化率。有一段时间是平静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物种保持不变，演化形成的新物种与灭绝的物种数量大致达到平衡。但是也有一些时期，物种形成度极快，或者生物的灭绝更快。这些事件并不是同时生的。先，历史上存在着诸如恐龙灭绝那样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然后是一个间歇期。这时期生物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像兔子一样成倍地增长。然后分化形成新的物种。有时演化度之快，谓之“爆炸”

实非夸大其词。

如果我们注意到环境可能与上述生物演化形式有关的变化，那就会现一种显而易见的有趣联系。快的环境变化，必将加生物灭绝的率，使后者过物种的形成度。因为任何生物通过演化而适应环境变化的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旧种属的灭绝与新种属形成所引起的竞争风马牛不相及，达尔文却反过来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

有鉴于此，环境变化率理应处于生物灭绝公式的核心地位。环境变化率愈快，生物灭绝的率也愈快。沿着这条线索思考，近一个世纪来，古物学家四处挖掘所现的奇珍异兽大规模灭绝，很可能是由环境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如果有一种灾变能够证明对这种或那种生物灭绝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达尔文的“规律”

就从根本上生了动摇。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鉴定古生物遗骸和现代物种的研究，预言何种生物将幸存，何种生物将灭绝，那么适者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预测结果是对适者生存说的最后检验。我们或许可以说，适应能力是判断幸存者的标准，适应能力决定生物个体适应环境的程度。从这个看法，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哪一种农作物具备从一场为时短暂的旱灾中幸存下来的能力。但是如果环境生灾难性变化，我们能不能预言哪一种具备最快的适应能力？即使我们能够猜度未来灾变的情况，又能否预言即将产生的环境情况呢？现在没有食草蛇类的小动物，因为根本不存在食草的蛇类。如果假设有一场灾变使啮齿动物和昆虫急剧减少，我们根据蛇的适应能力，仍难以预言它们能否靠藻类幸存下去，也无法预言经过几代的演化，它们能否有机会创造出一种环境而不致灭绝。

由此可见，适者生存规律可能并没有意义。因为它根据幸存者来定义适应能力，而没有独立的标准作为预言的基础。为一种那么邪恶的学说提供“科学”

基础的所谓“自然律”

，可能也是伪证。如果大多数物种的灭绝是由灾变引起的，那么决定生物生死存亡的将是机遇而不是优越性。诚然，控制生物演化全部过程的是机遇，而非从劣等种族向优等种族的缓慢长征。可是达尔文的这种演化思想，在维多利亚时代是有口皆碑的，而且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西方人的思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