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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鲁襄公下（第2页）

于是率领下军东归。军中左史（官吏名）问下军副帅魏绛：“咱们不等待中行伯（指荀偃）了吗？”

魏绛说：“他老人家命令我们跟从主将，栾黡就是我们的主将，我打算跟随他。跟从主将，就是对待他老人家之道啊！”

晋国的下军还兼管新军。栾黡和魏绛来这一手，荀偃始料不及，说：“我的命令确实有误，后悔又哪里来得及？留下来只能被秦国俘虏。”

于是下令全军撤退。

晋国人称这次战役为“迁延之役”

，意思是：一场拖拖拉拉的战争。

栾曰：“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耻乎？”

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士鞅反。栾黡谓士曰：“余弟不欲住，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

士鞅奔秦。

不管荀偃的命令正确与否，栾黡不听从指挥，擅自脱离战斗，都是不光彩的行为。栾黡的弟弟栾此时担任荀偃的戎右，说：“这一战是为了报复在栎地的战败。发动战争却又无功而回，是晋国的耻辱。我在戎车上居于第二位（次于御戎），岂能不感到耻辱？”

年轻人热血一上头，什么都不顾，栾于是和士鞅（士之子）发动自杀性攻击，冲到秦军阵中。结果栾战死，士鞅却逃了回来。

栾黡死了兄弟，迁怒于士鞅，对士说：“我的兄弟本来不想去，是你儿子叫他去的。我的兄弟战死，你的儿子回来，这是你的儿子杀了我的兄弟。如果不赶走他，我就杀死他。”

看到栾黡那副恶狠狠的样子，士不敢和他讲理，安排儿子逃到了秦国。

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不书，惰也。向之会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

当时，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仲江参加了讨伐秦国的战争。《春秋》不书写他们的名字，仅写作“齐人”

“宋人”

，是因为他们作战不力。年初的向地之会，也是同样笔法。卫国的北宫括没有留名于向地之会，而写到了讨伐秦国的行动中，是因为他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

对曰：“其栾氏乎！”

秦伯曰：“以其汰乎？”

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

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

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士鞅逃到了秦国，秦景公问他：“晋国的卿大夫，谁将先灭亡？”

士鞅回答：“应该是栾氏吧！”

秦景公说：“是因为他太专横吗？”

士鞅说：“是的。”

但是又说，栾黡专横残暴已经很过分了，却还可以免于祸难；真正倒霉，恐怕是在他的儿子栾盈这一代。秦景公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士鞅回答：“栾武子（即栾黡的父亲栾书）的恩德留在百姓中。有如周朝人思念召公奭而爱护他的甘棠树，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黡死了，栾盈的好处没有让人享受到，栾武子所施的恩惠也就逐渐沉没了。而栾黡招惹的怨恨实在太明显，所以栾氏的灭亡也就在这里了。”

秦景公以为士鞅很有见识，为他向晋国请求，让他又回到了晋国。这是后话。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

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

遂行，从近关出。

卫献公约孙林父、宁殖一起吃饭。两个人不敢怠慢，都穿上朝服，早早来到朝堂上待命。一直等到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宣召他们上桌，反而在园子里面射大雁。两个人跟着他来到园子里，卫献公不脱皮帽就和他们说话。

按理说，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尤其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孙林父和宁殖两位卿家都穿着整整齐齐的朝服，卫献公却戴着一顶打猎专用的皮帽和他们说话，显然不是太粗心，而是有意侮辱他们。

两个人敢怒而不敢言。这事之后，孙林父便回了自家的封地戚地。这是闹情绪，表达不满，但是卫献公没有任何表示。过了一段日子，孙林父自己沉不住气了，派儿子孙蒯进宫朝见卫献公。卫献公倒是很客气，请孙蒯喝酒，不用他久等，而且还安排了乐师在现场演唱。唱什么呢？《诗经·小雅》中《巧言》的最后一章。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诗的大意：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这不是请人喝酒，这是故意羞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