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第2游击纵队与地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纵队机关设无为开城桥王家大墩。
党也集中全力动巢湖地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在各个敌顽交界处建立游击队。
在这片充满硝烟的土地上,人民群众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自由的渴望,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他们有的放下锄头,拿起武器;有的告别家人,投身战斗。
游击队的战士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山林中穿梭,在村庄里伏击,让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每一次的胜利,都鼓舞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抵抗的队伍中来。而在党的领导下,游击队的组织日益严密,战斗力也不断提升。
他们不仅在战斗中打击敌人,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广大群众支持抗日,为最终的胜利积聚着力量。
当时已建立游击队的有桐东、庐南、巢湖、巢北等游击大队。同年年底,在皖中成立了皖中党政军委员会。
这些游击大队犹如一颗颗闪耀的星星,在皖中的大地上绽放出坚韧与希望的光芒。桐东游击大队活跃在山林之间,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庐南游击大队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一次次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巢湖和巢北游击大队则在水网密布的地域,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展开游击作战。
皖中军政党政军委员会的成立,为各游击大队提供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日夜操劳,制定战略方针,调配物资和人员,确保游击队的行动更加有序、高效。
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各游击大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给日伪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为皖中地区的抗日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194o年初,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公开通令,所谓严防异党活动,取消抗日民众组织,捕杀我工作干部。我江北游击纵队民运科长田丰奉命去交涉,我军家属被扣,田丰也遭杀害。
国民党的这一系列恶行,标志着他们已全面向新四军进攻。原本共同抗日的合作局面被打破,新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消息传来,江北游击纵队的战士们群情激愤,他们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燃烧着怒火。
在这艰难的时刻,新四军战士们没有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所吓倒。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决心以更加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捍卫抗日的正义事业,为牺牲的战友和无辜的百姓报仇雪恨。
国民党又派桂系李品仙任安徽省政府**。在李的阴谋策划下,趁江北游击纵队主力到含山、巢北地区配合四支队进行反顽自卫战斗时,于4月21日集结大批军队疯狂地进攻无为,企图歼灭留在无为的我党军政人员。
然而,我党的军政人员早已做好了应对准备。尽管敌众我寡,但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在枪林弹雨中,战士们毫不退缩,奋勇抵抗。他们利用街巷、房屋等地形进行掩护,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同时,党组织迅组织群众进行转移和疏散,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但我党军政人员始终坚守阵地,为后续的支援和反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我军处境十分困难,被迫自卫。在照明山战斗中,参谋长桂蓬洲不幸牺牲。在敌众我寡、难以制敌的情况下,为保存自己,江北游击纵队舒无地委和部分行政工作人员于4月22日撤退到淮南路东和津浦路西地区。朝武地区一度沦为桂顽之手。
这一沉重的打击并没有让新四军战士们屈服,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暗暗誓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
在撤退的过程中,战士们历经艰辛,忍饥挨饿,但他们的信念从未动摇。到达新的地区后,他们迅整顿队伍,总结经验教训,等待着时机成熟,重返朝武地区,与敌人展开新的较量。
194o年秋,日寇占领了无为县城和开城桥、襄安、黄姑闸、汤沟、姚王庙几个重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而我江北游击纵队却返回朝武杀敌。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江北游击纵队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他们视死如归,毅然向着战火纷飞的朝武地区挺进。
游击纵队的战士们穿梭在硝烟弥漫的街巷,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道都成为了他们坚守的阵地。
子弹呼啸,炮火连天,战士们毫不畏惧,奋勇杀敌。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巧妙地伏击敌人,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百姓们在后方默默支持着游击纵队,为战士们提供物资和情报。在军民一心的共同奋战下,江北游击纵队在朝武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人民的尊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o年7月,顾士多、胡德荣率部先回无为。另有廖成美、后奕斋带一个连由淮南路东进入朝吴和韩一带进行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