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流寇的起源在于来自陕西的溃散士兵,这些人都是耿如杞率领入京勤王的军队。当时陕西连续生饥荒,百姓困苦不堪,赋税沉重,于是加入流寇的人日益增多。起初,这些流寇尚容易平定,杨鹤作为陕西三边总督,试图通过招抚、安抚政策来稳定局势,然而在招抚之后,流寇再次反叛,杨鹤因此被逮捕并贬谪戍边。洪承畴接任陕西巡抚,对流寇采取了强有力的清剿措施。洪承畴为人廉洁且勤勉,深得将士们的敬爱,在他的指挥下,几乎将流寇剿灭殆尽,仅剩下约三千人渡过黄河逃入山西。然而,山西巡抚许鼎臣未能有效抵御,使得流寇在山西逐渐猖獗起来,进而由中原地区向西进入四川,其破坏范围更加广泛。
朝廷改用陈奇瑜为总督,当流寇进入四川时,几乎被川兵全部消灭。陈奇瑜此时又采取了招抚策略,将投降的流寇遣送回陕西。然而这些流寇到达陕西后再次反叛,陈奇瑜因此被逮捕下狱。朝廷随后任命洪承畴为陕西、河南两省总督,两湖、四川一带的贼寇听说洪承畴前来,极为恐惧,纷纷躲入终南山中。官军围山合剿,但其中一位曹姓大帅勇猛却骄傲,率军深入山中搜索贼寇,结果遭到惨败,自己阵亡,流寇借此机会再次横行于两湖、河南之间。
朝廷改用卢象升为总督,与洪承畴的部队共同剿寇,同时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卢象升身先士卒,以其卓越的作战能力着称。孙传庭的父亲曾是边疆将领,他也熟悉行伍生活,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与洪承畴意见不合,但其才能确实出众。卢象升利用关外兵力在河南先大破流寇,与此同时,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时常传来捷报,流寇势力逐渐衰弱。然而,此时清军入寇的边防警报紧急,朝廷征召上述三位官员率军前往支援,清军退兵后,朝廷将卢象升安排在宣府、大同地区,洪承畴在蓟辽地区,孙传庭在保定地区,在他们调离后,流寇势力又迅恢复。孙传庭假装声称自己生病,随后被逮捕入狱。
此时,杨嗣昌担任朝廷中枢要职,他上疏推荐熊文灿为总督,并提议增加全国的军饷。最初提出的理由是利用所谓的“溢地”
,即指额外的土地,声称两湖地区土地广阔,可能存在这样的土地,但实际上全国各地并无此类额外土地。有人上疏对此提出异议,却遭到了惩处,于是朝廷强行将新增的军饷摊派到各地定额的土地中。
朝廷在中央特别设置了户部侍郎一位少司农官员,专门负责筹集平定匪寇的军饷,使得熊文灿能够专注于军事行动。然而,熊文灿早年在福建时,因幸运招抚过郑芝龙,便认为匪寇必然可以被招安,于是专注于采取招降策略。起初,匪寇四起,纷乱无主,时间久了,出现了诸如老回回、闯塌天、满天星、翻山鹞等匪,但大多尚未扬名天下。后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逐渐崭露头角,吞并各路匪寇成为领。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后,张献忠的军队变得更加凶狠残暴,频繁侵夺百姓财物,朝廷官员每每都是对贼寇容忍退让,却使得民众遭受屈辱。张献忠不久便摆脱朝廷控制,再次反叛,其势力越壮大。熊文灿因此被捕并被处死。
匪寇势力再度反叛后,杨嗣昌主动请求在外领兵剿匪以赎前罪,皇帝为此特别赐宴款待他,并赋诗以示恩宠,同时授予他很大权限,即使是总兵和司道官员
,也可以用御赐尚方宝剑自行处置,杨嗣昌由此权势极盛。杨嗣昌抵达湖广后,严明军令,激励将士,一时间声威赫赫,不久便击败了张献忠,并将其围困在玛瑙山中。张献忠出战时坠马,几乎被擒获,杨嗣昌认为剿匪大功即将告成。在此之前,杨嗣昌在内阁时曾提议再训练十多万士兵,各总兵可以此兵力抗击贼寇,还提议特别增设练饷的赋税,使其数额过了辽饷。此时,朝廷决定将辽饷调拨用于剿匪。虽然军饷充足,但民间怨气已达顶点。张献忠在长时间被围困后,挖掘山道逃入四川。杨嗣昌弹劾四川巡抚邵捷春,朝廷就将邵捷春逮捕,论罪处死,四川百姓为其鸣冤,但最终未能救援成功。张献忠派遣奸细混入襄阳城,与狱中被关押的贼寇取得联系,又派匪徒伪装成商人,将武器藏于车中运进城内。内外接应之下,襄阳城立刻被攻破,襄王遭遇不测。匪寇自起事以来,还未曾攻破过藩王封地或攻克重要城镇。自襄阳失守后,贼寇势力就如洪水般泛滥。李自成率贼寇攻破河南府,福王宁死不降,最终遇害。李自成获得无数金银珍宝,势力更加壮大。杨嗣昌不久后去世,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也有人说他是因瘟疫病逝,但皇帝始终对他怀有怜悯之心。次年春天,李自成再次围攻开封府,前后长达百日之久。城中米价昂贵,一斗米价值十两银子,草木皮筋都被吃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皇帝下令各地兵救援,但均未能成功。李自成次围城时,幸亏总兵陈永福及其子陈德奋力抵抗,击退了贼寇。然而此时陈永福父子也被围困,加之黄河突然决口,城池被淹没,亲藩周王及守城官员纷纷逃至高地得以幸免,而城中百姓几乎全部遇难。有人认为是城中人为求逃生而故意破坏河堤,但事实上河堤本就高于城墙,每年都会修缮以确保安全。由于匪寇围城已久,堤防疏于修护,决堤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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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此深感悲痛,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任命为总督,并让他率领陕西、山西两地兵马作战。孙传庭大力整治军队,自认为必能击败匪寇,皇帝也多次催促他出关迎战。孙传庭勇猛但疏于防范,匪寇多次假装败退,诱其深入,最终孙传庭一战大败,军需物资损失殆尽,匪寇趁机进入关中,占据了长安。孙传庭战败逃走,最终身亡。此前,匪寇攻破的城池众多,武官多有失节行为,但文官尚未有投降者。到了此时,陕西之地如陆之祺等地方官员纷纷被迫投降。匪寇随即由陕西进入山西,所到之处纷纷沦陷。皇帝此前已派遣阁臣吴甡出京担任督师,但吴甡犹豫不决,迟迟未动身,此时张献忠已攻破武昌,原任阁臣贺逢圣以身殉国。皇帝愤怒之下罢黜吴甡,并将其逮捕流放。
张献忠所到之处,杀人无数,而李自成的杀戮相对较少,因此百姓认为李自成不杀人,遇到他便投降,几乎没有犹豫,唯有榆林坚守抵抗,与匪寇交战,伤亡相当,榆林城破之日,所有官兵均战死,无一人投降。这是因为榆林多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匪寇跨过黄河向东进军,内阁大臣韩爌、巡抚蔡懋德均在此过程中阵亡,平阳郡守张璘然开城投降,并为匪寇效力。皇帝派遣阁臣李建泰担任督师,并亲自送行,给予特殊礼遇,但军队粮饷匮乏,挑选的京营士兵在随行途中大量逃散。李建泰抵达真定后,无法继续前进,而此时匪寇已经逼近。李建泰与李自成同姓,得以保命。传闻李自成称其为叔,后李建泰又向李自成称臣。李建泰生前颇受敬重,如今此举令人极度痛恨。
李自成贼寇一路从真定而来,一路攻破居庸关直入京城。京师翰林院官员李明睿建议应当朝廷南迁,科臣光时亨上疏阻止。还有人提出应让皇室成员南下安抚军心,但也未能实现。皇帝本来派遣内阁大臣魏藻德、方岳贡在淮扬一带屯田练兵,后因匪寇逼近而留在京师。朝中官员纷纷进言献策,但京城防守事宜仍未妥善安排。十五日,朝廷还在翰林院考核庶吉士,十六日举行翰林院选拔考试,十八日匪寇已从通州抵达京城,一到就攻破了彰义门,而皇宫内城尚不知情。最后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因自认为失掉江山,不愿以完整的衣冠在地下面对列祖列宗,因此扯碎皇冠,撕裂朝服,临终留下遗言警示贼寇:“勿伤我百姓”
,天下闻者无不痛心。
此时匪寇已骑马冲入京城,李自成进入皇宫后,将皇帝、皇后灵柩抬出,置于宫廷大道上,据说用简陋棺材放置于芦席搭建的棚中,只有僧人以麦饭祭奠,京城百姓无不悲戚动容,但朝中文武大臣竟然无人前来祭拜哭泣。除了二十余位以身殉国的官员外,其余官员均向匪寇称臣。众官员纷纷向贼寇报名求见,来到宫廷中站立等候,整日不得觐见,也有少官员设法逃脱。
尽管先帝圣明,以身殉国,实属千古罕见,但朝中大臣死难者寥寥无几,实在令人可恨痛惜。总的来说,野史记载的降匪官员大多情况属实,而在南明朝廷初步确定从逆的六等定罪案件过错中,案情总是因为有人贿赂而变化,如果涉及到党派仇恨的,也往往被牵扯入此案。有一位星象术士从梁溪来访,说梁溪有一位朋友详细记录了叛逆者的姓名事迹,准确无误,我打算写一封书信去索要这些资料,但恐怕未必能得到。从逆一案内容多次更改,或许是因为一旦定案便无法继续索取贿赂,所以故意拖延,留下悬而未决的案件。即使是死难最为惨烈的家,相关官员也要向他们的家属索取贿赂才会向朝廷请求抚恤。李自成每次登上皇位,都会头晕目眩,人们都知道他不会长久,这或许是因为上天在对其进行警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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