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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间文本（胡适自己）和语境（胡适所处时代）的微妙互动关系，是本书试图着力之处。本书初版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其与很多传记的写法不同，如一开始就专辟一章来讨论传主所处的“语境”

，便曾使一些评论者感到不习惯。其实，为已成历史“人物”

者写传，常不得不如是。勒高夫为路易九世作传，便“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

，以交代“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

。他谦称“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

，而自己“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

。[14]实际就是他对这些时代“标志”

的理解与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断”

对传主的叙述以说明其时代。

  三写实与写意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还原其本相，但究竟何为本相或真相，其实不太说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强，以为通过所谓“科学”

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对象到过其本人的程度。对此我有些存疑。盖不论什么外在内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识真面目的可能，每个人大概还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为其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观努力（或谓遮掩）。研究者能从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难得；进而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谓“同情之了解”

，尤大不易。若云认识其人过本人，多少有些“以不知为不有”

（傅斯年语）的倾向，或不过凸显研究者的大胆敢言而已。

  进而言之，对历史人物“真相”

的把握捕捉，还有一个“形似”

还是“神似”

的问题。两者之中，后者更难，即王安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

也。然而不论“形似”

还是“神似”

，都仅到“似”

的程度；能似，就不简单。对史学来说，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

尚难判断，遑论所谓“真”

。在这一前提下，或不妨尝试先寻求呈现历史人物的丰富面相，即尽量重建传主已确立形象之余的部分；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

之外，“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

，[15]以“见之于行事”

的方式写实亦兼写意，重构出传主人生经历的丰富，说不定反因此而趋于接近其“本相”

。

  闻一多在写杜甫时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