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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胡适日记，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8]胡适日记，1914年1o月7日。

  [39]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说内容。

  [4o]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41]胡适日记，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42]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7年3月7日。

  [43]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1o号，1915年1o月1o日，第21页。

  [44]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o日，第1—6页；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o日，第11页；梁启：《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摘抄在胡适日记，1915年5月23日。

  [45]《许肇南致胡适》（1915年1o月23日），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并参见日记，1916年1月4日。

  [46]《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第六章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1917年3月，胡适将归国，在日记中记下了原出《伊利亚特》，而为19世纪牛津运动之领袖纽曼（net）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1]尚未归国，已有让人看到区别的意思，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后来他更浅白也更谦和地将此语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在回国初年的演说中，也不止一次引用并曾以英文读之。[2]实际上，胡适还未归国，已因在《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而先声夺人，区别已出现了。这一革命，不久就扩大为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影响深远，已是非常“不同”

了。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人之力，也不仅仅是归国留学生之力，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是相当突出的。对胡适来说，这就是他再造文明志业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适在这一从文学到文化的运动中的努力和作用。

  一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

。信然。关于文学革命，学界已研究得较多，但以胡适自己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

。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文学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

。[3]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唐先生也是先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以此衡量胡适的文学观。但胡适的文学观确有不少“旁逸斜出”

的特殊之处。在讨论文学革命的动之前，先简单考察一下胡适在此前后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胡适自称他的文学观是“历史的文学观念”

，实际上就是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适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较少注意到他认为后一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时代的。胡适说，在文学方面，“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

胡适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看作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因此，“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

。胡适一反大多数人认为宋诗不如唐诗的观点，认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6、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

。不仅诗，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

，也不如宋人。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还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