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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

，钻故纸堆是“死路”

。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

。这又牵涉到胡适在选择学业上一贯的“率性”

与“作圣”

之间的紧张了。但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所以他此时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

的心态在起作用。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14]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

，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

应该说的话。“我”

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同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既然整理国故已多成负面的“破坏”

工作，胡适就像辛亥革命者钟荣光一样，把学西方搞现代化的“建设”

工作让给下一代，而自己来承担破坏的事业。中国的“建设事业”

就此又下移一代了。不过，胡适的“本我”

也时时在与其“我”

冲突。他既要做“传教士”

，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

。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

的路，但在讲“科学”

时甚少往“技术”

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

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

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

，故不得不尊西趋；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较劲”

。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尊西趋的胡适却恰好在“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