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举刀跪在他面前,准备以死谢罪,希望他能放过弟弟一家。我是下了必死的决心。可就在我动手的那一刻,他一把夺走了我的刀。他告诉我,他一切都已放下,他不想因此再牵扯出人命。他让我放心,他不会报复任何一个人。他说他是小不点的干爷爷,他不会让小不点失去亲人。他决定把饭店留给我们,自己上山皈依佛门。”
“其实我能感觉到,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在那个情景下,如果王叔捅我一刀,我心里反倒好受些,他这么做,只会让我更加愧疚。”
“王叔上山后的一个月里,我心里始终不是滋味。虽然他放下了,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莫汁不能白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我去找了当年给我辩护的律师,依照法律程序,公安局搜证完毕,报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律师可以复印卷宗。我在这本复印件里,找到了三个女孩的详细信息。”
“因为都是修平人,托熟人摸清她们的底细并不难。找到她们的所在地后,我跟弟弟简单交代了几句,便带着几百元钱,踏上了复仇之路。”
四十七
审讯至此,展峰终于提出了关乎案件细节的问题:“你选择目标的顺序是什么?”
陈浩山活动了一下胳膊,引起一阵哗啦声。“也没有什么顺序,就是谁离得近就先弄谁。”
“用的什么杀人工具?”
“一根钢丝绳。”
“采用这种工具的理由是什么?”
“方便携带,比刀容易过安检。只要把对方勒住,就不用担心她大喊大叫。如果用刀子,万一捅不死,后面的事情会很麻烦。”
陈浩山道出的作案细节与之前的调查完全吻合,展峰着重记录后,让他继续说下去。
“其实找到她们并不难,难的是该怎么下手。我记得杀第一个时,是在一条巷子里,当时黑灯瞎火,根本看不清谁跟谁。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每天晚上蹲在一根电线杆后面等她回家,接连等了几天,我就找到了规律。那女的喜欢穿高跟鞋,走路一敲一敲的,熟悉脚步声后,我离老远就能听出来是她。”
“头几天她回家时,身后都有人,不好动手。直到那天晚上,我只听见她一个人的脚步声,我知道,动手的最好时机终于来了。这次杀人,我做得很顺利。人杀完后,我就用粉笔在墙上写了‘0617’四个数字。我就是想让警察发现标记,把它给报道出来。可未承想,我字写得太小,并没有引起警方注意。我在那个城市待了一个星期,直到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新闻,我才离开。”
“0617,是什么意思?”
展峰再度进行细节确定。
“1993年6月17日,这是莫汁的忌日。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用她们的命,祭奠死去的莫汁。”
“第二个受害者,你是怎么得手的?”
陈浩山嘲讽地哼了一声:“她就是个婊子,天天往家里带男人,比第一个还好下手。我瞅准了机会,在楼道里勒死了她。这次我吸取上次的教训,直接在她的尸体旁边留下了数字。两天后,当地电视台就有了这起杀人案的报道,报纸上也发了消息。”
不等展峰追问,说得兴起的陈浩山主动道:“到了第三起,我有些犯了难。那女孩天天坐公交车上下班,住的地方还是闹市区,没法下手。最后我只能在她上下班的路上想办法。观察她的路线,我觉得在一个叫炮楼站的地方下手最合适,可怎么引她下车,却也让我头疼了好久。后来我想起一件事,当年在抢劫她们时,我从这个女孩身上拽了一张荧光挂卡,感觉她好像很在乎这个,当时要不是陈星好奇,我也不会非得夺人所爱。”
“你是从哪里弄到这张卡的?”
展峰有节奏地在桌上轻敲着指关节,以引起沉迷于回忆的陈浩山的注意。
“抢劫案后,警察当天就把我们抓获了,被抢的东西,也被派出所扣押。由于荧光挂卡便宜,陈星又喜欢,我就跟警察撒了个谎,说这东西是我的。坐牢之前,返还个人物品时,这张挂卡连同我们的皮带、挂件等小东西一起打包,交给了邻居刘姨。出狱后我从刘姨那儿领了回去。为了拿到挂卡,我还悄悄回了一趟家。果不其然,这东西对她确实很重要,一勾一个准,她就这么死了。”
“把她干掉后,我就地买了一张电话卡,跟弟弟通了个电话,问到了王叔的号码。后来我把购买的三份《法制日报》邮寄给了他,跟他说了实情。王叔在电话里长吁短叹,我能听出来,他是真心不希望我再杀人了。可事已至此,我自己做错的事,我不想连累任何人,而我又做不到去死,因为我还有牵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