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她刚来的时候,”
她好像没听到他的话,“我先生薛勒认为这样既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能为我们的小家庭添点人气。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可怜的莫娃。当时她十四岁,很孤单,我们以为收养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对她应该有好处。”
“你知道莎兰德家的事吗?”
“不知道所有细节,只知道是冲击很大的可怕悲剧,母亲有病,父亲又被严重烧伤。我们深感同情,本以为会看到一个身心俱疲、需要大量关照与爱的女孩,可是你知道来了什么样的人吗?”
“请说。”
“那是我们这辈子所见过最最可爱的女孩,不只漂亮而已,天哪,你真该听听她说话,那么聪明而又成熟,听她叙述她那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如何恐吓家人,让人心都碎了。没错,我现在当然知道那些话有多么背离事实,但当时怎么可能怀疑她呢?她的眼神坚定炯炯发亮,当我们说:‘可怜的孩子,太可怕了。’她回答说:‘是很辛苦,但我还是爱姐姐的,她只是生病了,现在正在接受治疗。’这话听起来多成熟、多为人着想,有一段时间感觉上几乎像是她在照顾我们。我们全家都开朗起来,就好像生活中出现了魔法,把一切变得更好更美,我们都很快活,尤其是莫娃更加快活。她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在学校里的人缘也很快就变好了。那个时候,我愿意为卡米拉做任何事。至于我丈夫薛勒,该怎么说呢?他整个人焕然一新,随时都面带微笑或开怀大笑,我们也重新享受起鱼水之欢,请原谅我说得直接。也许早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担心了,我却觉得家里的一切终于步上正轨,有好一阵子我们都很快乐,就像每个遇见卡米拉的人,一开始也都很快乐。然而……和她相处一段时间后,你就再也不想活了。”
“有那么糟吗?”
“太可怕了。”
“发生了什么事?”
“毒害开始在我们之间蔓延。卡米拉慢慢地掌控了我们全家。现在回头去想,很难准确说出欢乐何时结束、噩梦何时开始,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生,直到有一天醒来才发觉我们的信任、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这一切都毁了。莫娃的自信瞬间跌到谷底,她夜里睡不着,整晚哭着说自己又丑又讨人厌,活着也没用。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她账户里的钱被提领一空。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我相信卡米拉敲诈过她。敲诈对她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她会搜集有碍别人声誉的资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在写日记,谁知原来是在记录她所搜集到关于身边众人的丑事。而薛勒……那个混账东西……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睡不好觉,需要一个人睡到地下室的客房,我相信他了,没想到那只是他想和卡米拉在一起的借口。从十六岁起,卡米拉就会在晚上偷偷溜到那里,和他发生变态的性关系。我会说变态是因为当我问薛勒胸口的刀伤是怎么来的,这才得知了原因。当然了,当下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搪塞,勉强压制我的疑心。不过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到最后薛勒坦白说了:卡米拉把他绑起来,用刀割他。他说她乐在其中。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这是真的,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我是希望她确实觉得享受,而不只是想要折磨他,想要毁灭他。”
“卡米拉也勒索了他?”
“是啊,但我不清楚事情的全貌。他被卡米拉羞辱到即使失去了一切,仍不愿意告诉我真相。薛勒是我们一家的支柱,每当开车外出迷了路、家里淹水或有人生病,他都能保持冷静理性。‘不会有事的。’他总会用他迷人的声音这么说——我到现在都还会幻想着那个声音。可是和卡米拉生活了几年后,他竟成了废人,几乎连过马路都不敢,还要东张西望上百次以确保安全。他也丧失了所有工作的动力,一天到晚垂头丧气地呆坐。一位和他很亲近的同事马茨·海德隆偷偷打电话来,跟我说公司正在着手调查薛勒是不是一直在出卖公司机密。简直满口胡言,我这辈子没见过比薛勒更老实的人了,再说他要是卖了什么,那钱到哪儿去了?我们家从来没这么穷过,他的账户几乎空空如也,我们的联名账户也一样。”
“恕我冒昧请问,他是怎么死的?”
“上吊自杀,一句解释也没有。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他从客房的天花板垂挂下来,没错,就是卡米拉和他一起作乐的那个房间。当时我是个薪资丰厚的财务总监,而且很可能前景大好。但在那之后,我和莫娃的世界崩塌了。这我就不多说了。你想知道卡米拉后来怎么样。其实悲剧并没有结束,莫娃开始用刀自戕,也几乎不吃东西。有一天她问我是否觉得她是个废物。‘我的老天啊,亲爱的,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这么回答。然后她告诉我是卡米拉说的,卡米拉说凡是看过莫娃的人都很讨厌她。我寻求了所有可能的协助管道:心理专家、医生、聪明的朋友、百忧解。但毫无成效。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当瑞典所有人正为了在欧洲歌唱大赛中取得可笑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莫娃却从渡轮跳下海去,我的生命也跟着结束——我就是这种感觉。我从此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为了忧郁症我住院治疗了好久。但忽然间……我也不知道……总之麻痹和悲伤转变成了愤怒,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了解,我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着了什么魔?于是我开始查问卡米拉的事,不是因为还想再见到她,我是绝不会再见她了。但我想了解她,就如同受害者的母亲想去了解凶手一样。”
“你发现了什么?”
“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她掩饰得很好,我好像在追一个影子、一个幽灵。为了请私家侦探、为了求助于其他许多答应要帮忙却不可靠的人,我都不知道花了几万克朗,结果一无所获,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变得偏执起来,晚上几乎不睡觉,所有朋友都再也受不了我。那段时间真可怕。大家都觉得我走火入魔不听劝,也许现在还这么觉得,不知道潘格兰是怎么跟你说的。可是后来……”
“说下去。”
“你发表了关于札拉千科的报道。那个名字对我来说当然没有意义,但我慢慢拼凑出来了。我读到他的瑞典身份卡尔·阿克索·波汀,读到他与硫黄湖摩托车俱乐部的关系,接着我想起了最后那些可怕的夜晚,就在卡米拉背弃我们之后。那时候我常常被摩托车的噪声吵醒,从卧室窗户可以看到那些印着可怕标志的皮背心。她和那种人鬼混,我并不意外,我对她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但我没想到她竟然来自这样的环境,而且她还打算接收她父亲的生意。”
“她有吗?”
“当然。在她自己那个肮脏的世界里,她为女权奋斗,至少是为她自己的权利奋斗,这一点对俱乐部里的许多女孩意义重大,尤其是凯莎·法尔克。”
“她是谁?”
“一个个性莽撞、长相美丽的女孩,她男朋友是带头的人之一。在那最后一年期间,她常来我们家,我记得我还挺喜欢她的。她有一双轻微斜视的蓝色大眼睛,强悍的外表下有热情、脆弱的一面。看了你的报道之后,我又去找她。虽然她的态度一点也不冷淡,却绝口不提卡米拉。我发现她的风格变了,原来那个飞车党女孩变成了商界女强人。不过她没有多说。我还以为这又是一条死胡同。”
“结果不是吗?”
“不是。大约一年前,凯莎主动来找我,当时她又变得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一点拘谨或冷漠,而是像被迫害似的神情紧张。过后不久她遭人枪杀,陈尸在布罗马的大沼泽运动中心。我们见面时,她跟我说札拉千科死后发生一些继承权的纠纷。卡米拉的孪生姐姐莉丝几乎什么也没得到——她好像连那一点点都不想要——大部分的财产都给了札拉千科在柏林那两个还在世的儿子,还有一部分给了卡米拉。你在报道中写到的毒品交易有一部分由她继承,这让我心里淌血。我怀疑卡米拉根本不关心那些女人,对她们也毫无恻隐之心。不过她还是不想和那些活动扯上关系。她跟凯莎说只有没用的人才会为那种下流货色伤神,对于组织的未来,她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视野。经过一场激烈协商后,她说服一个哥哥将她拥有的部分全部买下。然后她就带着现金和几个想跟随她的员工跑到莫斯科去了,凯莎也是其中之一。”
“你知道她从事的是哪种事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