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3页（第1页）

  其实文史本“不分家”

，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

，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

。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

对史料进行“剪接”

，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

，从而展现“真实”

。[3]且文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

。若叙事本以能“仿生”

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

。[4]若写已成“人物”

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按梁启的界定，所谓“真人物”

，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

。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

；其“一举一动，一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

。[5]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

——我们现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

，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

，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2o世纪5o年代中国大6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

开始，胡适一生都是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他完全符合梁启界定的“真人物”

，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

  但正因此，胡适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后来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但仍存歧义。2o世纪9o年代后，胡适研究在大6渐成热点，论著日多，海外亦不少。[6]各家虽仍有争议，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这就更增加了写胡适的困难。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却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

[7]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这当然有读者一面的原因，从前述胡适写《自述》的尝试便可知，他本以为读者会喜欢“小说式的文字”

，却有“许多朋友”

认为，他按照“谨严的历史叙述”

方法所写的，反“更动人”

。而胡适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胡适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

。[8]与晚年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