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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

，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不过，所有开拓者恐怕都不无遗憾。胡适晚年的自我认识，似乎不甚乐观。他在en）的美国记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

，因为他能“对美国的种种都来批判”

；而“他在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胡适之”

。[22]则胡适自认他是自觉地对中国的种种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为也在这方面。就像他在1936年对汤尔和所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

是他在国中事业的“最大功绩”

。这里当然有“故意说”

的意思，或不无自谦（清季民初人特别愿意强调其破坏批判的一面，也是那时的一个倾向或一种风格）。[23]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

。但中国在“文化”

上的进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胡适七十岁那年，向记者抄赠他二十五岁生日词，里面说他的“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并解释说，他葫芦里的“些微物”

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建立的基础”

。虽然“四十五年来的成效并不大，但我至今还相信葫芦里的药是有效的”

。四十五年前的药还有效，则其病仍未除，岂非他建立基础的“成效不大”

之注脚。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这个愿望，可惜并未实现。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

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而“神州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

。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文明之梦”

，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在他1962年最后一次讲话中，说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数理、生物、人文三个大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24]尽管胡适向以“乐观”

著称，好梦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