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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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曾暗示，文学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激进化有关。因为北京“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

竟然在192o年便明令小学要从当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到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采用国语。这远远出了胡适以为文学革命“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

才能成功的预想。[41]如果以“守旧”

著称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趋，其余方面的激进自不难想见。当着文学革命走向文化运动之时，中国的激进化又有增无减，整个场面就更加不会平静了。

  三激进中的文化运动

  胡适回国本意是要搞建设，他在回国前曾说：“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

但到临动身前，他又现国内局势不佳，南北分立，“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

。胡适担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画，思之怅然。”

[42]不过，这最多不能建设，离破坏应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于很能建设的地位，他倡导的文学革命也强调其建设性，但实际却很快走向破坏，这大约也可算是“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

。但这是为什么？又是“为环境所迫”

吗？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应可深化我们对文化运动的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至少有以下六点：中国正在激进化的大潮中；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异同；作为接收者的边缘知识青年要起作用，波及精英；启蒙就要破坏；传教士的角色认定使胡必须批判；由此产生的不容忍“愚蠢”

。下文即从这些方面来考察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近代中国在思想一方面，确是以不断激进化为主流。中国人的激进在与外国人比较中体现得最明显。留美学生可以说是中国人中最不激进者。但胡适观察到，康大世界学生会在1912年1o月搞摹拟投票选举美国总统时，温和派之塔夫脱，就没有一个中国人投票。中国学生基本是选威尔逊和罗斯福者各半，两氏在那时“皆急进派也”

。更有甚者，全会中“举社会党者共二人，皆吾国人也；此则极端之急进派，又可想人心之趋向也”

。[43]留美学生如此，余人不难想见。

  因为思想的激进，在社会一方面，也曾形成“的崇拜”

，社会变动的上升几乎到了唯是尚的地步。社会变化再回过来作用于思想，就形成了即是善、旧即是恶的价值判断。表现在旧势力的消长和竞争上，又以辛亥革命为一个大转变。最主要的变化即是旧之间的攻守之势变了。过去是因为旧的不好，所以要。《杭州白话报》19o2年的一段话说得简单明了：“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中国。”

辛亥革命后就完全反过来了。陈独秀在《青年》上明白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44]

  为了拥护来的西方民主与科学，中国传统的一切差不多都要反对干净了。五四文化人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取向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胡适等人外出取经所负的“使命”

原来就是要“以西洋之长，以补中国之短”

。正如严复说过的：“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亟明矣。”

他们“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

，也是可以理解的。[45]同时，像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文化人，都曾受过不同程度的辛亥革命的洗礼，在心态和行为准则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革命气味”

。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带着“正义的火气”

。由于“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