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后一点或者还可商榷。因为胡适在中国本来就是鼓吹“引车卖浆者流”
的文学的,反推到美国,当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畅销小说。夏先生以为胡适的外行话有失“我国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
,殊不知对胡适来说,这不是“文坛”
还能是什么?美国人本未把一向替他们大说好话的胡适十分看得起,当然也不曾接受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但胡适有时也能斗胆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为社会主义代表世界潮流而洋人竟然没有看出来,详后),何况他最讲究“前后一致”
,此时是否恰以中国“文学开山祖师”
的眼光在看美国文坛,亦未可知。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误解了胡适呢。
不过,胡适虽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学时在墙上挂有“汝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
的英文条幅。他以为这与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同义。胡适自谓他演说论学,都以此为准。“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
可知胡适即使在“有时或不能做到”
时,也还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衔,与实际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胡适不能从政时,曾“坦白”
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
的确,民初的中国,因为传统的道德节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风气每下愈况,在那样的情形下,议政还可以,直接干预政治实非胡适所能。若与许多时贤相比,胡适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8]
1961年,胡颂平奉承胡适说真正够得上当他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可以当我的老师。”
[9]就学问的深度言,这大致是实话,但他早年处于防守之时大约就不会说。就实际办事能力,二人也远过胡适。不过,胡适学问的广博和治学的大胆,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确过两人之处,那就是他具备荀子所说的君子善假于物的特殊本领。丁、傅二人,都是长于组织能力的,特别对于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治理,都有极大贡献。但两人(特别是傅)或者因为太能干,有时不免偏于专断,恰缺乏胡适那种亲和力及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观念的本领。
与晚年胡适有长期而且密切过从的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
。这或者就是后来读韦伯的人喜欢说的插risma,不过是属于亲和性的那一种,容易使人感到亲近。但胡适待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其从少年时即开始的“做人的训练”
,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
。而胡适也的确善假于物。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应该说,陈独秀的《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1o]这一点胡适自己很清楚,所以他虽对二人都有不满处,却能终生保持友好。而胡适又最善于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从黄侃那里挖过来成派健将,把丁文江从梁启那里挖过来反攻进步党,都是显例。胡适一生所靠,为安徽人、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才能学问都在特定的具体方面过他,而仍肯为他所用,充分体现了胡适善假于物的过人之处,这显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的。
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
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基本维持之,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为个人也为社会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
的形象,其“作圣”
的本领远过常人。但是,胡适爱与人周旋和不时要“率性”
的两大习性,有时却与其名声的维持有直接的妨碍。特别是在激进的民初,与“旧势力”
周旋太多,必然“落伍”
。可是当胡适要“率性”
时,他也不怕“落伍”
。这又可见胡适虽然好名,但也并非事事为名。他那时去见早已为人冷落的清废帝宣统,就是其“率性”
之一例。
二我称他皇上
胡适是希望影响所有能影响的人的。恰好宣统的老师庄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适的日记说,某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
在胡适的意思,不过多影响一人。这是他与宣统先已有的联络,而主动者还是胡适。实际上,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对胡适那种“匹克尼克来江边”
的白话诗的尝试并不佩服(两人的真共识是反传教事业),不过胡在那时的中国已有相当地位,为宣统计,联络一下当无坏处。故庄士敦确向宣统说起“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
,并劝宣统不妨读一下胡适的东西。可是庄士敦也曾将反胡适的《学衡》呈宣统“御览”
,恐怕他内心还更喜欢后者。[11]
不过,十五岁的宣统到底“动了瞧一瞧这个人物的念头”
。当他安装了电话后,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的号码。恰好是胡自己接的电话。溥仪自己回忆的通话是这样的: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宣统?……是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