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
我说,“我忘了还有打火机。”
尤里示意让我跟着他走。“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
他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参加社群集会,所以这里很安静。”
“我能去参加吗?”
“社群集会?”
尤里感到惊讶,“你不想先习惯一下环境?”
“习惯环境的事不急。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他耸了耸肩:“那就随你。这边走。”
他领着我穿过几条走廊。走廊两边是上了锁的病房门上的小圆窗——有节奏的敲门声、插销的插拔声、钥匙的转动声。我们走得很慢。
显而易见,这幢房子已年久失修。墙上的油漆已起皮剥落,走廊上弥漫着一丝霉和腐臭的气息。
尤里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停下,点头示意说:“他们都在里面,进去吧。”
“好的,谢谢。”
我稍加迟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5
集会的房间呈长方形,窗户很高,且有栏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红砖墙。房间里有一股咖啡的香味,还有尤里的须后水的残留气息。大约三十人坐成一圈。大多数人手里捧着盛着茶水或咖啡的纸杯,有的在打哈欠,并尽量不让自己睡着。有的人咖啡喝完了,就用手摆弄着空纸杯,或把它捏扁,或把它压平,或把它撕碎。
这样的集会每天有一两次,它的性质介乎行政会议与小组治疗之间。讨论的话题涉及诊所管理以及病人护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迪奥梅德斯教授喜欢说:“这是一种尝试,它让病人参与自己的治疗,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
毋庸讳言,这种尝试一般都不能奏效。迪奥梅德斯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对各种形式的集会都很感兴,并鼓励尽可能多地举行这类会议。也可以说,只要有听众,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表示欢迎,并示意我走过去。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点戏剧表演的才华。
“西奥,你来啦。过来过来。”
他说话略带希腊口音,不过已几乎听不出来了——基本上都改掉了,因为他在英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他长得一表人才,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有一股年轻人的活力与调皮,不像个精神科医生,倒像个不讲礼数的大叔。这并不是说他对病人不尽心尽力——早上他来得比清洁工还早,晚上值夜班的人来了,他还没有走,有时候他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上。他有过两次离异,经常开玩笑地说,他的第三次婚姻最成功,那就是他与格罗夫诊疗所的结合。
“坐这儿,”
他指着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说,“坐,坐,坐。”
我欣然从命坐下。迪奥梅德斯热情洋溢地对我进行了介绍:“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来的心理治疗师西奥·费伯。让我们一起欢迎西奥加入我们的小家庭——”
迪奥梅德斯讲话的时候,我的目光扫视着这个圈子,想看看谁是艾丽西亚。可是我没看出来。除了迪奥梅德斯一本正经地穿着套装,戴着领带,其他人大多数穿着短袖衬衣和T恤衫。我很难分清谁是病人,谁是工作人员。
我熟悉的面孔只有两张,其中之一是克里斯蒂安。我是在布罗德穆尔工作时认识他的。他是个喜欢打橄榄球的精神科医生,鼻子并不挺拔,胡须是黑色的,模样挺耐看。我到布罗德穆尔不久,他就离开了。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也不太了解他,因为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毕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