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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跟随母亲的生活，给胡适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先生”

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以及乎寻常的细心谨慎。其共同之处，在于均表现出一种“我”

对“本我”

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

。[36]小胡适的修养功夫，是远过其同龄人的。后天伦理作用特别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但为人要“率其性”

的父训，也不时要起作用。

  除了“做人的训练”

，胡适自称，他与母亲在一起的九年生活中，“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37]但这一点底子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胡适在绩溪上庄得以接受这种略带特殊待遇的传统教育，在塑造特定身份认同之时也奠定了那时已较难得的一点“国学”

基础。胡适后来的读书经历证明，这点比许多同龄人略高一筹的旧学基础对他是大有裨益的。绩溪上庄的未得风气之先，在不少人看来或者是一个“落后”

的因素，对于小胡适的成长甚至于其一生的成功，后来证明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胡适的家乡教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变化。他九岁时，偶然在四叔家里的旧纸堆中捡到一本破旧的《第五才子》（即《水浒传》），“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鲜的世界！”

。从此开始广觅小说阅读，几年间已读了三十多部。由于这些小说中许多都是白话，胡适“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四叔介如公是胡家少数几个专事读书的人之一，他是胡适的蒙老师，又是家乡的“绅董”

，后来还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38]这样一个士人，家中的旧纸堆中竟然有破旧的《水浒传》，正是晚明以来通俗文化中的小说、戏剧走入上层社会，有些士人将其与上层文化相提并论这一风气演变的例证。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

[39]论者或把胡适看通俗小说归入不够“传统”

的一面，其实是传统自己在变，在绩溪的小胡适并未跳出传统。

  看小说更直接的好处，是帮助胡适“把文字弄通顺了”

。因为胡适的哥哥受了风气的影响，未曾让胡适学做八股文。但胡适也因此就一直没有“开”

做过文章。胡适看了几年小说后，就有了为本家姐妹讲故事的“资格”

，而且乐此不疲，经常应邀讲述。他后来常说，要使你所得的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特别说到演讲的作用，因为这能强迫他“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和合乎逻辑和文化气味的陈述”

。[4o]这个观念，完全适用于胡适少时对人讲故事的经历。

  这也正是小胡适最初的作文“训练”

。把看过的书再口头表述一遍，且须有头有尾，实在也是一次使自己的“印象”

系统化的再创造。故小胡适虽然很晚才“开”

作文，却早已先“开口”

，后来的开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的开口罢了。而且这样的开口，正是由摹拟入手，学着别人的法子再表述一遍，所谓“有所法而后能”

，最合乎中国传统的学习作文之法。胡适自己的天性是不喜欢摹仿的，但无意中仍向讲究摹仿的传统靠拢了。不过，由于没有正式“开”

，许多传统做文章的讲究，胡适并未学到。如中国文章最讲究的那种余音绕梁的含蓄，胡适就终生不向此方向努力。他后来的文章以浅显明白为特征，也与这少时的训练有关。

  家乡传统教育打下的那点国学或非国学的基础，对胡适后来有非常人可及的自信起了重要作用。胡适曾自认留美学生中做诗的第一把手，后来对诗也自信不在徐志摩之下，这恐怕都是要打个问号的。这样的自信始于何时，还需要考证。他的上海读书经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胡适到上海读书，先入梅溪学堂，一日而跳四班；再入澄衷学堂，一年又跳四班。胡母的培养和家乡的教育见了成效，胡适的自信大约也就成长起来了。他自己说，到上海入澄衷学堂，“始稍得朋友之乐”

；再入中国公学，所交皆社会经历丰富的老成之人，“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

。[41]这大约又是一个转折点。而老成之人对胡适的爱护，如不让他剪辫，且使其主持一些像办报一类的事，应该都会对胡适自信心增强起作用。故少年时的上海读书经历，对胡适的成长，非常值得探讨。

  二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在上海的六年读书，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是他“一生的第二个段落”

，也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

。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绩溪上庄不曾见过的事物——从“第一次穿洋袜”

，到接近革命党人办杂志，再到后来吃花酒作邪狎游，应有尽有。“第一次穿洋袜，是我的店里的程建泉教我穿的。”

后面的两种，则都与革命党人有关系。他后来很爱说的中国人穿鞋方式的革，估计也是在上海得到的知识。胡适几次说过，“凡是文化的接触，都是各取其长的。譬如我们穿的鞋子，过去是不分左右脚的”

。自从外国的皮鞋来了之后，“最早是陈嘉庚的橡皮鞋底，皮鞋是先在广东推行，再是上海的鞋匠模仿外国的做法，后来普及全国”

，再后来则“大家穿的鞋子都分左右脚了”

。胡适的意思是强调文化接触之后，“由下面渐渐的实行，而不是由上面来推行的”

那种自然而然的同化力。但他兴之所至，又将同理推广到“女子的剪”

，也说是“没有谁来反对”

，就不太符合事实了。[42]无论如何，对上庄来的小胡适，上海的“”

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