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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案中案45(第1页)

张秀文不但和王元鹅存在财产纠葛,还知道王元鹅并非艾滋病患者,这完全符合马弘文之前对“凶手”

的所有分析和推测。

但看着眼前像是在聊着家长里短一样的张秀文,马弘文却越来越迷糊了——这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呐?

“我一听王元鹅不是艾滋病人,就知道他在‘住院’期间,很可能会偷偷跑去‘君兮’酒吧。他那人,好动、好酒,要他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装病,不到处乱跑,还不如期待母猪能上树。”

“我听张培说了这些后,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决定再去找王元鹅谈谈。本来以为,他得了病,我和他之间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但是,他既然没病,这个问题终究又得拿出来解决……你懂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君兮’酒吧找他。结果,在那里的第二天,他果然就出现了。”

从张秀文的这些话来看,二百五张培向她透露的王元鹅的相关情况,远远不止“不是艾滋病人”

这么简单。

张秀文去“君兮”

酒吧的真实目的,到底是像她说的这样,仅是去找王元鹅协商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的事,还是另有所图?比如,去看看王元鹅会不会在“君兮”

酒吧出现,从而确认张培向他透露的消息是否属实,进而考虑是否实施杀人行为。

从时间上来看,张秀文和王元鹅见面的时间是在6月24日,红衣女子在“柏林国际”

出现的时间是6月25日。

张秀文在“君兮”

酒吧确认王元鹅并非艾滋病人,并再次和他就相关利益问题谈崩后,于第二日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这一逻辑顺序完全成立。

红衣女子到底是张秀文本人,还是她的“帮手”

马弘文疑云重重。

张秀文说的不管是不是“借口”

,都符合正常逻辑。

在马弘文看来,张秀文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和充分的把握,就对她提出质疑,她完全能迅拿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辞,甚至都不用打草稿。

因此,没有充分证据的怀疑,马弘文不打算正面质问,而是在心底迅盘算决定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试图让张秀文在口供中自露马脚。

“你平时,有没有去过王元鹅在‘柏林国际’的家里串过门?”

张秀文摇摇头:“‘柏林国际’我去过,但是王元鹅家里,从来没进去过。”

“我离婚的时候,王元鹅还在读大学。他当时还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里,我住在另一处房子里,他和我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

“但是前后没到半年,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认为我迟早要改嫁,到时候至少要带走他家一半的财产,去给别的男人作嫁妆。所以,很快,但凡是他家和钱有关的,他都不让我沾边。慢慢的,和他之间的来往也就越来越少。”

“后来他大学毕业,没有再住公婆的老房子,而是在‘柏林国际’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搬了进去。”

“早些年,他会时常带两个小孩出去玩,有时候还会带回家。所以,我去‘柏林国际’也是接孩子回自己家,但从来没进过他家大门。”

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去过“柏林国际”

,但是没进过王元鹅家门,也就是说她对于“柏林国际”

大门装了监控设备,以及小区内部是否有完善的监控系统这一情况,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

“你是说,后来他没有再带孩子出去玩耍过?这是什么缘故?”

马弘文继续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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