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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钱锺书三笔名之疑（第2页）

钱锺书于1946年还用过一个笔名“邱去耳”

。其意难以索解，至今仍令钱学研究者困惑。笔者以为，“邱去耳”

就是“邱”

字去掉双耳旁。因此，作者或有以左丘明及左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自命之意。左丘明著《左传》，乃瞽目良史，孔子赞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论语·公冶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丘姓者奉旨于“丘”

旁加“阝”

，改为邱氏，故左丘明之后改丘氏为邱氏。由此可以推断，钱锺书以“邱去耳”

为笔名，尚有反尊卑等级及名讳礼制之意。这也切合其亲老庄而远孔孟的一贯态度。前言

钱锺书乃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之大学者、大作家，其长篇小说《围城》是第一部被列入企鹅经典丛书的现代中国小说。钱锺书的夫人杨绛也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散文造诣尤高。钱氏伉俪有一个共同爱好，即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包含着福尔摩斯游戏和与之相应的类侦探叙事。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思想者有两种，一是狐狸型，一是刺猬型。狐狸型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他们的思维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他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刺猬型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严密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理念。

钱锺书是狐狸型学者，他主张“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又认为“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

，也可以称其为性灵派。浅学者屡以碎琼乱玉、不成体系评价钱氏之学，其实，钱锺书以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为己任，所论虽庞杂，却自有其潜体系。如果从其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笔记中提炼出一部文学概论，必远胜任何一部通行的文学原理教材。

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钱锺书的丰富著述堪称中国文学界的文化宝藏，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应当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应纵向深化，加大对其英文文集及中外文笔记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横向拓展，将杨绛、钱基博、钱瑗、周振甫、吴兴华、徐燕谋、冒效鲁等与钱锺书有着亲缘关系、深厚渊源或较大可比性的学者、作家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将钱锺书研究拓展为“大钱学”

研究，并在“大钱学”

研究的视野下，推进钱锺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及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研究。

新世纪以来，文学世家研究已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

，包括《明清常州恽氏文学世家研究》《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述。史学家陈寅恪非常重视家学门风对士人的影响，宋代诗人李处权在《送粹伯弟亲迎兼简宣卿龙图》一诗中赞颂诗书世家的文化修养说，“问讯冰清怀大雅，世家王谢属斯文”

。“王谢”

即六朝望族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之合称，后成为显赫世家大族的代名词。钱锺书、杨绛分别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钱锺书之父钱基博是古文家和现代大儒，杨绛之父杨荫杭是法学名家，翻译了众多西方法政名著，其三姑母杨荫榆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从家学门风的传承熏染而言，钱锺书、杨绛诚可称“世家钱杨属斯文”

。

本书在大钱学及家族学术史背景下，介绍、评述钱锺书父子对新文学的态度，钱锺书小说的海外影响，杨绛的小说观、小说艺术，钱锺书对苏东坡赋、陆游诗的英译本的评论，以及钱锺书对章学诚、袁枚等清代学人的治学精神的传承发展及其对《史记》笔法、《周易》名理的评说，触及新旧文学冲突、当代作家的文化断裂、现代派与“前现代”

小说理念之争、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原则、文字艺术的“快与慢”

、理想的艺术境界等诸多文艺理论问题，共分为四辑。

杜甫《登楼》一诗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本为描述成都山川奇景，却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所呈现的精神相呼应，也与钱锺书“袖携西海激西江”

的治学思路、人文情怀相契合。因此，本书以《风雅变古今——“大钱学”

视野下的钱锺书研究》为名。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