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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对苏东坡赋英译本的评论（第2页）

；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其文，与韩柳等并称“唐宋八大家”

；其书，与黄庭坚、米芾等并称“宋四家”

；其画，开文人画之风。对苏东坡各文学艺术门类的作品，历代论者各有偏好。从文字艺术而言，有重其诗者，有重其词者，有重其散文者，也有重其赋者（如明末茅维《苏文忠公全集》第一卷即是赋），但如钱锺书那样将苏赋拔高到冠绝各体作品之高度者，确实比较少见。究其因，恐怕是因为钱锺书其时方弱冠之年，钟情既深，便发为奇论。中年之后，钱锺书的看法稍有调整，如他在《宋诗选注》苏轼小传中说，“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71页。在这一评语中，钱锺书虽然将苏东坡的文置于诗词之上，却并未突出他的赋，可见钱锺书对早期的观点已有所校正。尽管如此，其苏赋至上论，仍可备为一说。

再看钱锺书对庾信与苏东坡赋的比较论述，“他是庾信之后最伟大的赋作者。如果说庾信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词赋的严苛对偶格式下体现出婉转优美的话，苏东坡则成功地柔化和融解了这种僵硬的骈偶形式，磨光了其棱角，使生硬的对偶调和无间”

。钱锺书的这个说法透露了三点信息，一是他对庾信的赋甚为欣赏；二是苏东坡对赋体僵化形式的突破，其远源在于庾信，而不仅是继踵同代的欧阳修；三是在词赋领域，庾、苏可以并称，且后者是南北朝之后词赋第一人。

综观钱锺书的早期著述，他对庾信的赋作确实备极推崇，且有深刻感印。《中书君诗初刊》自序（1933年中秋前作）描述其乞食海上窘况，有“境似白太傅原草之诗，情类庾开府枯树之赋”

之语《中书君诗初刊》为钱锺书早年诗集，自费刊印于1934年，收录于拙著《会通与新变：钱锺书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3。，所谓“枯树之赋”

，即是指庾信的《枯树赋》；在首印于1948年的《谈艺录》小引中，有“兰真无土，桂不留人”

钱锺书：《谈艺录》小引。之慨，其中“兰真无土”

用宋末画家郑思肖典郑思肖精于墨兰，宋亡后，他画兰不画土，兰根无所凭。有人曾问其故，郑思肖回答说：“土为番人夺去矣。”

，“桂不留人”

则是反用《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人”

之意；《谈艺录》小引篇末云，“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婵娟子’也”

，所谓“言外有哀江南在”

，当是指《谈艺录》这部诗学著述中蕴含着庾信《哀江南赋》的悲慨之意，这与《谈艺录》序起首所谓“《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是一个意思。观乎《谈艺录》序并小引之行文，骈词俪句，悲思郁结，颇有庾信《哀江南赋》《枯树赋》之风。钱锺书主张“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

《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第1474页。，恐怕也有为其自辩之意。

在《谈艺录》第九十则，钱锺书对庾赋的风格演变、审美特质及庾信诗赋之别，做了极为精美的评点，钱氏文评重妙悟、重兴会、重词采，深得传统诗话文评神理之谈艺风致，于此可见一斑：

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至其诗歌，则入北以来，未有新声，反失故步，大致仍归于早岁之风华靡丽，与词斌之后胜于前者，为事不同。《总目》论文而不及诗，说本不误。陈氏所引杜诗，一见《咏怀古迹》：“庾信哀时更萧瑟，暮年词赋动江关”

，一见《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皆明指词赋说。《谈艺录》第九十则，第300页。

周振甫认为，钱锺书的这一评语是对庾信作品的较全面评价。全文如下：“钱先生又讲到庾信的赋，认为庾信在梁朝所作赋，是缘情绮靡之作。如《春赋》：‘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到梁朝灭亡，庾信屈留在西魏北周，像《小园赋》：‘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指侯景）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写亡国之痛，就是杜甫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了。《哀江南赋》，是他的凌云健笔的代表作了。这是较全面地评价庾信的作品。”

（周振甫等《〈谈艺录〉读本》）概括而言，这一节关于庾信赋的评点文字纠正了清陈沆（字太初，有《诗比兴笺》四卷，即引文中所谓陈氏）混淆庾信诗赋之失，肯定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庾信骈文及词赋的评价《谈艺录》第九十则：“《总目》卷一百四十八谓：‘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王、杨、卢、骆）之先路，为四六宗匠。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故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称徐庾意浅文匿，王通《中说》亦谓徐庾夸诞，令狐德棻《周书》至斥为词赋罪人。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变化自如，非陵之所能及矣。杜甫诗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则诸家之论，甫固不以为然矣。”

，同时以诗化的文字揭示了庾信后期赋的审美特质。

钱锺书指出，庾信北迁后的词赋“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

，这个说法和他在《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一文中对庾赋的评语正好相呼应：“YüSinshowshowsupplehebeinspiteofthecrampingantitheticalstyleoftheFu。”

（庾信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词赋的严苛对偶格式下体现出婉转优美）。他进而指出，苏东坡比庾信更进一步，“成功地柔化和融解了这种僵硬的骈偶形式，磨光了其棱角，使生硬的对偶调和无间。唐子西称许苏东坡赋‘一洗万古’原文如下：“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唐子西文录》），并非夸张之论”

。这就是说，苏东坡对赋体僵化形式的突破，其远源在于庾信，庾信是“绮缛中有流转”

，苏东坡则是以散驭骈、“一洗万古”

。前文提到，有不少学者认为，宋代的文赋首先由欧阳修倡导，到苏东坡则以高妙的才情继踵于后，也有学者将宋代文赋骈散结合的风格成因，上溯到杜牧以《阿房宫赋》为代表的赋作，可是像钱锺书那样将苏东坡在赋体变革上的远源上推至庾信的论者，确实比较鲜见。从钱锺书对庾信与苏东坡的比较论述来看，他其实更推崇苏东坡的赋，因为庾信后期的赋作虽然已脱“风华靡丽”

之风，可是还是受到骈俪之体的掣肘，直到苏东坡的笔下，赋这一文体才真正“获得了自由”

“赢得了新生”

，他还特别引用了唐子西称许苏东坡赋的评语——“一洗万古”

，并认为这个评价并非“夸张之论”

。更有意思的是，钱锺书将“一洗万古”

译为“beatsalltheas”

（打败所有前人），这就更明白无误地透露出，在早年的钱锺书看来，苏东坡不仅是庾信之后最伟大的赋作者，而且是比庾信还要伟大的词赋家。三

钱锺书在后期著述中调整了对庾信的看法。《管锥编》第二五七则至二六二则，对庾信的文、赋做了较全面细致的评说，其中颇多贬语。如其总评庾信之文说，“庾信诸体文中，以赋为最；藻丰词缛，凌江驾鲍，而能仗气振奇，有如《文心雕龙·风骨》载刘桢称孔融所谓‘笔墨之性，殆不可任’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然章法时病叠乱复沓，运典取材，虽左右逢源，亦每苦支绌，不得以而出于蛮做杜撰”

。这一评价在肯定庾赋“藻丰词缛”

“仗气振奇”

的同时，从章法、运典两方面指出了其作“叠乱复沓”

“蛮做杜撰”

等弊端，这与《谈艺录》称许后期庾赋“善运故实”

“绮缛中有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