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大夫。”
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病情恶化了吗?”
“我不清楚,那位德国医生给您检查时它有多严重。您近来老是激动不安吗?”
“是的,”
我说“很多。我也吸了烟,因为您肯定也想知道这个。我工作很多,来回奔波。我还得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不能垮下来。还有大夫,我发生的这些事请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也别让送我来的迪尔曼先生知道。”
“我对您讲过,我答应保守秘密。没有您的明确允许,不会有哪个第三者从我这儿了解到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那我有个请求。”
“什么事?”
“您能不能为我检查一下我的脚和我的心脏,告诉我,它们怎样——马上就查?”
“我正想建议您这么做。”
他说。
“您肯定也会告诉我真相,儒贝尔大夫。”
“您跟我来。”
他说。
他带我穿过医院,来到不同的科室,做心电图和一系列其它检查。他亲自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心脏,尤其是脚。我注意到,他测了两只脚上的脉搏。一小时后检查完毕。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那里面除了一张堆满纸的办公桌和满满的橱柜,只有两张沙发椅和一张床,值夜班时他可能就睡在那上面。我坐下。
“怎么样?”
“您想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是的,当然。”
“全部真相?”
“就是!”
“您也肯定能承受全部真相吗?”
“肯定。”
我说“我不能承受的是现在还继续不明就里。”
“那好吧。”
他说“那么”
他以他的梦想般的眼睛望着我,它们变换着表情,变得很明朗很严肃了。“您有病,卢卡斯先生,病得很重。我指的根本不是心脏。心脏患有心绞痛,但是可望用硝酸甘油控制住它,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药物。真正灾难性的是您的左腿。”
“我的左脚。”
“不是,可惜是整条腿,一直到大腿根。您的左脚还有您的整个左腿出血都非常严重。一根烟也别再吸!”
“是,是接着讲,接着讲!”
“接着”
他的目光不离我的脸“接着左腿没了。”
“什么叫没了?”
我问,此刻我非常镇定和平静。
“这是指,您得料到,要截掉左腿——最迟在六个月后。也许要早得多。”
“截掉?”
“您说,您能承受全部的真相。”
“我做得到。但截肢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卢卡斯先生,即使您一根烟也不再抽。即使您生活得无比理智,一点也不激动。脚里的疼痛还会出现,渐渐严重。跟您将会遇到的相比,今天的疼痛算不上什么。您将不能承受那种疼痛。”
“也许能够呢。”
“不。”
他说。
“用药。重药!”
“这没有意义。您的腿必须截肢。必须,先生。”
“可是为什么,如果我——用药——忍受这疼痛?”
“因为它到时候会坏死,因为它会腐烂。如果不截肢,您会死于烂腿,卢卡斯先生。”
我缄口不语。我们仍然望定对方。
“这很残酷。”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