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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心境不佳，胡适就跟着一班失意的革命党人“在昏天黑地里胡混”

，“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

。而且这混还不是一般的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整日的大醉。”

[64]这样的混法，不免要沾染一些上海洋场的轻浮气。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向来颇重，而不被逼则很少有主动向人进攻之时。但后来“暴得大名”

之初，自我收束便偶有不足。如对林纾的主动进攻和对梁漱溟的批评，都不能算是防卫性的。而且有时更稍露轻薄，与人论争时尤显。这大约都与其沾染的洋场轻浮气不无关系。1926年初胡适曾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Leisgannett）去见识上海风月，结果被根氏痛斥。根内特指出：“上海是个瘟疫区”

，胡适在那里必受腐蚀，他如果不离开上海，则将一事无成。[65]根氏显然看出了上海对胡适的负面影响。

  反之，胡适与这班穷朋友的接触，特别是他恰遇到比较讲究义气的四川湖南人为主的革命朋友，使他也领会了江湖义气的温暖。四川同学但懋辛在胡适向他借钱时，自己也穷得叮当响，却能马上典当衣服来筹款借给胡适。[66]这种朋友义气大约是胡适在这段“堕落”

期间从他那“一班浪漫的朋友”

中受到的最正面的影响，使胡适在十里洋场中并未完全消磨掉绩溪乡间带来的淳朴气息。以后胡适在关键时刻，也颇能仗义解救朋友的危难，或者与这段时间的经历不无关系。但这些革命朋友，对少年胡适的生活虽颇关照，对其思想成长却比较不那么关注。在那段时间里，据说只有安徽同乡许怡荪经常劝告胡适继续读书上进。胡适后来回忆说，他终因醉酒闹事而进了巡捕房后，突然醒悟，决心全力准备官费出国留学的考试。

  实际上，胡适这段时间虽然偏于“率性”

，以至于掩盖了其“作圣”

的一面，但那一面却并未消失。想出国留学的念头，就一直萦绕于胡适心头。他在《竞业旬报》曾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

[67]但他自己则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这是胡适徘徊于“率性”

和“作圣”

之间的典型双重心态。近代中国读书人对西方及其象征英文那种又羡慕又憎恨但又不得不学的复杂心情，在此显露无遗。但胡适虽努力学英文，此时尚能做到不做“稀奇状”

。后来他留学归国，任教于高手众多的北京大学时，就现有时不得不拿英文做“稀奇状”

以吓吓人了。

  而且，胡适也只有在上海才是“狂奴”

，回到家乡时，就又要做出“先生”

的样子。胡适晚年回忆说，对岳飞的《满江红》，他在年少时喜欢说大话的句子如“壮志饥餐胡虏肉”

。但在“十几岁的时候，思想是比较成熟些”

；从上海回家时，曾以《满江红》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样的句子题赠比他还大几岁的外甥。[68]可知他一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即要暂时告别一下少年心态，重拿出“先生”

的样子来。这个样子当然也不全是摆出来的，他那“先生”

认同的“我”

部分，其实也一直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