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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后来的出国留学，绝非什么因醉酒闹事后的突然醒悟，而是他一直有意追求的出路。19o8年夏，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

。这本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也已成少年胡适的素志。那时要不居人下，对胡适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来说，仍只有读书一路，最为可行。正如他在赴北京考试之前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这“惟有”

之“一途”

，就是胡适选定之路。还在19o8年7月，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

。以这个口气看，要出洋在那之前已是胡家母子的共识。[69]胡适后来在《非留学篇》里说，那些年的“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

。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

。既以此为目的，则读书唯求成，都想早得文凭，回国任事。要以“教育救国”

，就必须痛改以仕进为目的之教育方针。他做此篇时应已基本脱此想法，但其所说的国内学生，大约就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底子的吧。

  19o8年底，胡适到公学约两个月后，在致家乡友人信中说，因家境困迫，“决计暂且辍学，专为糊口之计”

，所说即指为低班教英文事。他并说，“明年啖饭处大约仍在上海”

，因为在上海有三利：“人地两熟，一也；可为吾绩旅沪旅淞诸人作一机关部，二也；课余之暇，尚可从人受学他国文字，三也。”

可知刚开始组织公学时，至少他个人心境并不见得非常好。而最后一点证实胡适要在“他国文字”

上下功夫，是早已有的打算。19o9年9月，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也说，他每日除教课四小时外，“有暇时研习他国文字，以为出洋之预备。”

此事的确是一直在准备之中。[7o]

  一年多后公学解散时，胡适不肯返回合并后的公学，一方面还带有前已述及的“城下之盟”

的情绪，同时也因为“前途茫茫，毫无把握”

，自觉“心绪灰冷，百无聊赖”

。但他又不肯在这种失意的情形下回乡。胡适后来说他“不敢回家”

是因为想在上海“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

。但两三个月后家乡的教育会请他任东山堂长，却为他所谢绝（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英文老师王云五马上就要帮他找到一份上海的教书工作）。有吃饭的地方不去，则留在上海应主要不是为了吃饭。耿云志先生以为这仍是出于想留学的考虑，信然。[71]当然，胡适酒后闹事也有刺激的作用。因为留学虽是胡适的愿望，但在“心绪灰冷，百无聊赖”

的情形下，由于对前途确实“毫无把握”

，也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准备。闹事后，“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于是辞职“关起门来”

一心复习考留美官费。更因闹事而促使亲友为之筹款应考。这些都是重要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