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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已在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识见确高于时人。但他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

的时候，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约略同时陈独秀因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

；章士钊提出“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一向主张推动长远之社会教育的梁启也说：“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

[44]胡适见此文，觉“其言甚与吾意合”

。因为梁也在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更与胡适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虑国亡之后的存国之道。

  那时回国不久的留美学生许肇南给胡适写信说：“在理，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亡国，亦非天理。”

许氏据因果相寻之理以为，中国人“造孽太久”

而不易解脱，“欲扬眉吐气，为强国之民”

，要在好几代人之后了。现在只有像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

，尽自己责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

。这些观念，后来胡适都爱挂在口上。他在几天之后，即已展出所谓“活马做死马医”

的观点。胡适也认为，中国当时国事败坏已达“不可收拾”

的程度，小修小补已不能收效。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

。这里的“死灰复燃”

，即是把中国视为已亡。胡适的理由是，对活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结果是“终于必死”

。倒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

。[45]

  这么多人对亡国问题所持的看法都非常相近，说明这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他们共同的越立场，很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历来主张道高于治的中国读书人在追求一个越于国家民族的高远目标的同时无意中将自己置于国家民族之上的特点。在民初旧过渡之时代，如果说梁、章二人已近“功成身退”

的阶段，或可代表传统的“士”

的余荫；陈、胡则是即将升起的星，应属名副其实的兴“知识人”

的范围。双方在这一点上，观念竟然如此接近。在其潜意识中，大约都有顾炎武关于“亡国”

与“亡天下”

之辨的影子在。[46]清季人常说“亡国亡种”

，这里的“种”

，其实也就是从文化取向定义的“天下”

。所以国可以亡，旧士人仍可以去尽“收拾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