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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责以保“天下”

。

  从现实层面看，如果可以视中国为已亡，则无论进行怎样的破坏，都不致过分。中国的激进化，又多了一层理论的支持。这正是胡适后来爱说的“正义的火气”

的一个出处。越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旧读书人既可以置中国当下是否亡于不顾，也可以从为国家民族造不亡的远因这一正义目的出去“拔本清源、斩草除根”

。中国士人一向推崇“当仁不让于师”

的特立独行风尚，其在担任“社会的良心”

时所受的制约，又基本上全在个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义的火气”

就最难抑制，而近代中国的激进化就愈不可收拾了。

  的确，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胡适也一向以为救亡已刻不容缓，他的留学日记中常可见到“今日急务”

“今日先务”

一类的词语，很能体现那时中国读书人的紧迫感。所以胡适有时也确实主张故意激进。他在1916年答江亢虎信中说：“今日思想闭塞，非有‘洪水猛兽’之验，不能收振聩聋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为‘洪水猛兽’耳。”

胡适本人就是中国社会思想演变激进化这一大趋势的产物，他也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带着他找到的“真正的最后解决”

方案回国从事其再造文明的志业。

  民初时势造英雄的大局已经形成，而胡适确有许多他人不可及之处：他素有做国人导师的愿望，并为之做了大量的准备；他处处把中西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考察，实际是要达到中外平等，故能从中西文化竞争和收受的层面观察问题；他为解决中国问题找到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以教育再造中国文明并立志为之奋斗，终生不渝。这种种条件汇集在一起，就把胡适推到了极少数精英的前列。

  而胡适在考虑归国的问题时，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有时似乎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引他论述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

，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他在《非留学篇》中明言：中国正处于“旧文明与文明过渡之时代”

，而中西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

。作为留学生的胡适，带回的观点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过渡”

，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

  [1]胡适日记，1911年1o月27日、1912年11月1o日。

  [2]胡适日记，1912年11月19、21、22日，1914年11月6日。

  [3]《年谱》，第41页；胡适：《中国与民主》，收1915年8月日记中；胡适日记，1916年1月11、31日。

  [4]胡适日记，1914年8月11日。

  [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18页。

  [6]《胡适诗存》，第11页。

  [7]《谈话录》，第169—7o页；《胡适致乡友信》（191o年9月25日，邮戳日），转引自石原皋《胡适与陈独秀》，《胡适研究丛录》，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