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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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

前夕，在景山看故宫，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

，然后就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此事的做法是错误的。[19]这个回忆，恐怕有些误差。称宣统帝之名而在“逐”

前加“驱”

这样的字，不太合民国十几年时胡适的说话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应非原话，可不必用引号。而且，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

后的事，并且那事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此事，到底溥仪是否会去东北，在“九一八”

之前并不能肯定（那时连“九一八”

是否会有都不知道）。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怎么会在事之前就凭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呢？

  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

，恐怕还合乎逻辑一些，也更符合胡适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罗先生希望为胡适留一个更“完美”

形象的美意，甚可感；但在此心态之下的晚年回忆，恐未必准确。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要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他那时的“率性”

，也还不止此。

  三礼教与少年心

  由于胡适平时“作圣”

的功夫很深，一般人并不真知胡适其人。他曾自我描绘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

而且，“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

，有时也能过很快活与放浪的生活。这一层“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不过，也要不时“率性”

的胡适认为，这些别人不知的真性格，“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

。实际上，胡适“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2o]只有认识到胡适的这一面，才能理解下面一段胡适的“率性”

经历。

  1923年1o月11日，正在杭州养病的胡适向来访的徐志摩出示其烟霞洞杂诗。徐似有所感，于是“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似有所顾忌”

。两天后，二人再次长谈，“谈读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

，“无所不至”

。这一回，匿而不宣的诗也出示了。徐氏读后下一断语：“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引资料。”

[21]胡适自称是讲究“诗的经验主义”

的，主张“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作诗”

。他的诗正像他的梦：“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形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奇花样！”